倾向于新左派的施先生说我们革命左派不务实，只谈革命与制度性问题，这也许代表了许多改良主义者的看法 ，然而真是这样吗？不，不是的。
就现在来说工人斗争初步展开、新工人阶级正在集结、重组，左派的核心任务在于两点：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聚集革命左派力量；面向工人与青年，分析现实斗争，唤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自主意识，帮助摆脱强国 梦想以及对上层精英的幻想，澄清理论问题。
这两个任务并非务虚，而是具有对无产大众最切实的意义。思想的启发，意识的阶级自主，这似乎是虚无飘渺的事 情，然而对于阶级的政治成长来说，对于一个阶级刚刚起步的斗争来说，这些事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有肤浅 短视的人认为这些任务不值一提。可是，即使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无比珍视自己的启蒙时代。没有资产阶级意识 的自我构建，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那样的深度和广度。罗马 不是一天建成的，革命也不可能搞政治赌博冒险获得成功。左派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把革命放在嘴边每月每天地 鼓动。如果说我们只是谈论社会主义理想并论证它的可能性这种理想主义的谈论只由于我们的信仰，是无可 厚非的；但我们的最核心任务乃在于呼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包括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自主斗争意识与国际主义 精神原则，并与当前的种种政治幻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骗局做斗争。要做到这些工作，可以写文章、宣讲，更可以深 入到工农底层把这些思想系统地带到现实工作中，甚至推动工人的自主斗争，这并非不可能。
工人的自发、自主斗争与常说的社会维权运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社会维权人士往往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分子 ，他们有一整套自觉的观点，在自由派舆论的层面上，他们的政治外壳正好保护着资本主义秩序。工人的自发、自 主斗争则不同，无论是国企工人反对官僚侵吞，还是私企工人反对低工资、无偿加班和劳动条件恶劣，这些斗争都 具有反对有产阶级利益、反对资本化的性质，而且这些性质并不确定它们会随着斗争的推进而强化，因而工人 斗争一开始就带有不可调和的种子，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具有自我推动而不断前进的动能。工人只有获得全部自主性 包括建立独立工会和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才能不断的开发自身的伟大潜力，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 斗争从一开始就要求自主性，随着斗争的普遍和升级，自主性的问题必将提上斗争的议事日程，因而它与那些资本 秩序的政治外壳是根本不兼容的。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暂时举着民族主义的标语牌，甚 至可能会举着那些传统的神圣人物的画像，然而工人最终会在不断前进的斗争中获得自身的动力，从而产生属于无 产阶级自身的斗争思想和理论。左派的一般职责就在于始终保护、催化这种阶级意识，帮助建树无产阶级自己的理 论，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政治参考，并抵制有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改良主义的控制企图。
现在再来回想2005年秋天我和施晓渝对重庆特钢工人运动的参与，原来是各怀动机的，而现在才一目了然。政 治警察们始终怀疑我是受到施先生的鼓动，这种庸俗的市侩偏见不值一驳。我参与重庆工运一方面是为了磨砺自己 、结交朋友，另一方面是为了考察特钢工人斗争的全貌，了解工人斗争的水平，我也尝试着撰写通讯声援工人们。 从实际结果上看，我那次旅行的基本目的达到了，我锻炼了心智与获得了经验、初步认识，这至少对我是有一定助 益的。虽然我在重庆时，施先生在浙江，但却与我密切联系并转发我的第一手通讯，此前十多天他也千里迢迢去了 特钢，为工运捐款并贡献了照相设备，还不断地为工人斗争献计献策。施先生一心想帮助工人维权，他是真诚的， 这一点我看得很明白。问题在于，纯粹外在的帮助难以达到保证工人斗争胜利的运动目标；工人斗争能够持续其关 键性的内因在于工人内部的团结、自主工人组织、策略技巧，即便是再有一个苏维埃工人国家向中国工人阶级提供 大力支持，也必须以中国无产者自己的抗争运动为基础。重庆工运给我的最深刻印象不是自由派情报员深入现场的 报道，而是普普通通的职工群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推选出优秀的代表，并且在斗争中自觉地肃清内部分裂因素、抵 制外部的分化打击，工人代表在盛大的重庆市民群众集会上公开要求必须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纪 律的确，工人的自主斗争要求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考证问题，不是革命左派的空想，而是我在重庆所观 感的，在工人集会上聆听到的。这不是在1949年以前听到的呼声，也不是在文革时代听到的呼声，而是在21 世纪的中国，最新的事例是2005年秋天的重庆工运。应该睁开睡眼的不是我们革命左派，而是迷信于种种改良 的务实主义的那些工农大众的代表们。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左派对左派（革命左派）的批判也有正确的一面，新左派不是说我们不务实不切 实际吗？确实，我们对于辅助有产阶级国家、挽救资本统治秩序是毫无兴趣的。站在他们思考问题的地方来批判 革命左派，他们不可能得出更多结论。2005年底，新左派人士韩德强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对工农的出路 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更关注如何防止、控制社会出现重大危机，他说他的观点在工农立场上来看是资本家的走狗 ，他的坦率引起国内左派一片哗然。为此，2006年初，韩先生做了一篇回应，严厉地批判了革命左派的思想 ，并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辩护。韩先生的这个回应只是表明了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印象不过是几道孤零零的 、彼此无联系的政治公式只是表明了他用以观察阶级政治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市侩眼光。在新左派韩先生看来，捍卫 有产阶级的可持续剥削秩序才是真正地有所作为，才是现行条件下最有益工农大众的。他轻巧地回避了工人斗 争的重大问题，他对捍卫资本剥削秩序是务实的，对无产阶级的自主阶级斗争却根本不务实、不切实际同样， 我们左派也能够得出一个辩证的批判结论。所不同的只是阶级立场。确实，我们顽固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根本拒绝按新左派的价值观理解问题。
韩先生说：将近一个世纪了，托派在世界上可以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也能够吸引一些刚刚思考社会问题的工人 群众。但是，他们过去一事无成。今后还将如此。只有在无知者和庸人眼里，托派才被理解为起源于苏联党内斗 争的一个独特的左翼派别。托派并没有独特的主张，它们只是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了 马、恩之后的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正是在不断革命论与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取得胜利并获得巩固的 。1917年二月革命后如果不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派主张立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起义，而当时包括季 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都反对起义，那么十月革命恐怕难以成功甚至不会发生；二次大战 中及之后，如果不是苏联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诸东欧国家，恐怕苏联工人国家难以巩固自己的红色疆界。如果硬要 认为托派是有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独特派别，那么这个所谓的托派则根本不应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它是 敌人强加在我们革命左派的头上的一顶帽子，在于人为地割裂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左派 之间的政治思想联系。十月革命的功绩不属于后来篡权并且无耻地歪曲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而属于革命左 派，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的工农兵。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叫做托派还是叫做革命的毛主义者，或者叫做 马克思主义左派、马列主义左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左派，而在于是否赞成这样的主张：根本否定资本主义 制度和有产阶级国家统治（承认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支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斗争和支持国际主义原则， 支持以工农大众的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统治，从而废除资本和市场制度，并且支持国际革命[是否承认现今中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仍是革命左派与保皇改良派之间的分水岭]。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与苏联工人国家的存在有密切关系， 至于蒙古以及东欧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更是与苏联密不可分。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迫使苏联扩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 只有同时使苏联官僚集团获得新的工人国家的控制权他们才愿意扩张社会主义革命，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派系 又使得20世纪许多次工农革命形势毁于一旦。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占据主流，窒息了 多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良机。十月革命之后，实际上也只有中国革命是突破苏联意志取得胜利的。在新中国 1950年代的三大改造之前，就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1946年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影响已经预示了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社会前景，在内战开打之后，在华北等地区就开始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具 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1950年代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继续，也遵循了不断革命 的原则，遵循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基本原则。当时中国的革命左派取得了这样的巨大成就，这怎么能说我们 在过去是一事无成的呢？再说一遍，如果只是把托洛茨基追随者看做是一个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独特的派 别，看成是不同于革命左派的一群人，那么自然会认为托派一事无成。
革命左派在20世纪，除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反资本主义胜利了，我们承认历史事实。然 而在斯大林主义破产的今天，在社会民主主义也陷入新自由主义泥潭的今天，凭什么说革命左派今后还将如此（ 一事无成）？施晓渝先生还似乎很有道理地说，激进的革命左派在中国政治氛围中没有生存空间。
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就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政治派别只 是也只能是植根于阶级政治的土壤，并为特定的阶级阶层争取阳光和空气。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究竟要强过一切技术 镇压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新兴阶级从专制王朝的压迫下顽强地探出政治脑袋，他们究竟能长多高，则取决 于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势，取决于各个派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联系之密切程度，取决于各个派别的主张 能否全面准确地代表所属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是警察决定得了的。政治自由派可谓是最让CCP神 经过敏的反对派之一，活跃的自由派异议人士高智晟或刘晓波的家经常被CCP特务团团包围住，但为什么后者不 直接把他们抓起来？难道CCP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手段吗？自由派不但能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串联，发表激进言论 ，而且还能去纽约做政治旅行，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不单单是用自由派英雄们的个人勇气来说明。实际上，自由派在 某种程度上是中外有产阶级关系的温度计，中外有产阶级都需要这支温度计，以便为双方关系的健康护理提供指导 信息。19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的公开亮相，赢得了中国先进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中央从默认直 到最近的采纳，反对派在现实领域得到了承认。这一切从表面来看，无疑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因为自由派与老板 集团的专制婚姻已经受到了第三者的威胁，老板现在终于纳妾，情妇在老板面前哭诉原婚姻下受苦难受虐待的孩子 的遭遇，原配自然又担心情妇最终踢掉自己。勾心斗角越来越表面化自由派与新左派争相献媚，热度正在今年 最近的几个月里不断升级。见过西方世面的自由派越来越认识到，斗争要获得力量，最根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可以 公开向自己阶级表述看法并组织自己一派、公开争取群众的民主政治制度。问题现在由自由派提出来了，这个问题 是爆炸性的，许多新左派采取了抵制态度这并不奇怪，因为先进群众的多数现在站在新左派一边，而老板阶级 国家至少在表面上一致认可新左派。
但是新左派或者说官方左派、官僚中抵制民主化的潮流最终不过是一股逆流。因为广大受到资本专制压迫的工农大 众，不会只是希望让新左派专制取代自由派专制，他们的斗争现实要求他们有彻底的一切政治自由权利。当然新左 派的主流对工农自主斗争并不真正关心，他们只希望太上皇体察悲苦的民情，对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完全没有概 念。
中国国内的革命左派是晚熟的。革命左派在数量上并不多，一些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与打着左翼旗 帜的保皇派决裂的，这与各种传统思想杂糅了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等思想与带着谬误、歪曲、偏见的官方政治 历史教育的束缚有关，与众多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淡漠联系有关，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有关。 我们革命左派能否成长并成为工农的代表，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工农无产阶级自主斗争方面时刻保持正确的共同意 见，并且与群众建立密切的实际联系，从而建立起左派与工农之间的互动。
当今中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无产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独立自主性的要求就越高。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 发达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工会，在某些大规模罢工斗争中已经出现了独立、秘密的罢工委员会。 这一切还只是萌芽，但却是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下催生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与无产阶级的成长一起前进，历史仿 佛在重演，然而却又依据它自身的辩证法。如果说在19世纪后期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还能 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把部分剩余价值归还给社会，那么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堕落化与中华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相互推 进的时代，新改良主义还能否成功地控制住工农的怒火？新一代革命左派的生存空间深藏在工农无产阶级运动之中 ，把握在自己的手上，警察可以几次取缔各地的自主工会或罢工委员会，但是取缔不了无产阶级斗争 的历史规律。
我在前段时间写给自由派人士汪红雨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对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唯物主义思考，我写道：人的命 运受到社会因素的支配，个人的出路被社会的出路所决定。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都能在芸芸众生中 找到他们的服务员，地球不会因为少了某个人就停止转动，社会也不会因为多了某个人就开天辟地。社会阶级把自 己的座位摆放在每个人的人生十字路口前面，人们代表不同的社会需要或前进或倒退，或企图缓和这两种 倾向，而历史终将前进。最后我想明确地告诉施晓渝先生以及怀有同样疑惑的改良主义者们：政治自由派似乎 不务实，但精明的美国老板照样为他们送钱打气；革命左派似乎不务实，但他们致力于鼓吹无产阶级自主斗 争、革命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积极试图配合无产阶级当前自发、自主倾向的斗争；而新左派忙着为修 补有产阶级国家的烂摊子卖命奔波，积极地讲工农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轨道。各个派别各司其职，成熟的政治 分子能够自觉到自己应该干什么，并不存在什么务实主义或者不务实、不切实际，问题只在于阶级立 场的不同而已。改良主义分子批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理想太遥远是空想，然而，反过来想想 ，企图在这个愈益腐朽溃烂的阶级社会里鼓吹改良、试图调和那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实现大中华资本主义的繁荣 稳定，岂不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