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人民日报》11月03日电 [Archive]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12

党的十八大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深入总结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继往开来，锐意进取，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战略全局上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
　　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利于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要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会议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历史回顾：15次党章修改：记录党的历史进程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规定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章，把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坚持不懈地加以推进。从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15次修改党章。每次对党章的修改和完善，都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索的情况，记录着党的历史发展进程。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14

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目标，以僵硬稳定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 刚性稳定”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第二，“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第三，“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依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控制，具有非程序的法制性。为了实现和保持刚性稳定，执政者追求并强化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试图对社会进行绝对管治。刚性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 ”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不断递增的巨大社会政治成本，而导致政治统治的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的失范。
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因此可能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中央执政者为了保障社会的绝对稳定，不断向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施压，不惜一切代价对社会进行管控。当前，最典型的就是信访制度。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宪法》第41条，国务院也制定了《信访条例》，规定民众可以上访。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又将上访认定为社会的非稳定因素，并采用各种方式打压甚至非法关押上访者。信访制度在法理上的合法性与它在实践中的“非法性 ”的冲突，是刚性稳定在当前中国面临困境的最突出反映。由于刚性稳定没有弹性，缺乏韧性，没有可以缓冲的中间地带，而是通过不停的政治高压实现表面的稳定，因而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维稳链条一旦发生断裂，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大的动荡，所以这种刚性的稳定是不可持续的，它必须依靠压力在短期内得到维持。

　　由此可见，压力维稳是刚性稳定的维持机制。荣敬本先生曾以“压力体制”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解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领导状况。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16

这样一条底线在中国常常被击穿。中国有着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历史，加之在“前改革时代”过度强调法律的阶级专政工具属性，法治传统迟迟未能建立，法治观念异常淡漠。“要那么多法律干什么？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比什么都顶用！”“检察机关要闭着眼睛逮捕人，党委让捕谁就捕谁”⋯⋯都曾是权威的论断或要求。无数主张独立司法权的法律界精英人士被无情地打入另册。“文革”浩劫过后，痛定思痛，人心思法。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者们提出了“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正确方针。
作为未来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助于形成对政治权力垂直和水平的制衡。白皮书宣示了司法改革目标。最近，法学家季卫东教授做出了在改革中建立“法治政府”的制度设计，强调承认法律优越的原则，承认审判权高于行政权，由审判机关扮演宪法卫士的角色，实现审判独立，由司法机关对立法权、行政权加以制衡和某种纠正。他还基于对中国现实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是项制度安排从铺开到产生实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参看《中国改革》2012年10月号季卫东《建设法治国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一文）。这样经过深思熟虑的专家主张，可视为对未来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一种基础性建言，应当引起更大重视。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17

对于习近平，各方论者已有颇多论述，无须多言。而由于很多人对“习李体制”认识不足，外界对李克强在未来中国政坛的作用也估计不足。笔者在与北京政商学诸界接触之后，觉得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一些体制内人士对李克强这位未来“大国宰相”的研判。
　　李克强之所以能身膺重寄，至少有以下优势：其一，科班出身，有学术根底。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同时深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和北大人文风气熏陶，后又师从厉以宁等知名经济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和改革路径有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其二，从政历练完备。李克强先后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河南和号称“辽老大”的工业大省辽宁主政，经略中原，经营东北，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农业、工业难题的经验。加上过去5年在国务院担任常务副总理的锤炼，李克强驾驭宏观经济和政府全局可谓熟门熟路。按照中国传统说法，李克强的上位正属于“先历州郡，后掌台省”。
　　其三，有视野，有理念，有破解难题的能力。李克强既有专门学术训练，也有广泛的实践经验；既有在安徽贫困农村生活打拼四年的草根经历，更注意“睁眼看世界”的现实要求。据中共体制内人士介绍，李克强的施政特点是重规律，重制度，重团队，解决重大问题时强调“既争一时，亦争千秋”。无论是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等发展，还是推动医改、保障房等民生建设；无论是修明内政，还是对外交往，李克强都展现出切合实际、瞻望未来的理念，其决策往往以理论为支撑。他欣赏并坚持好学深思、审慎务实的为政风格，力争全面深入掌握实情，直面问题，多谋善断，长于在改革体制机制等方面寻求解决难题的出路。
　　按中共的说法，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当下的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堆积如山。“世乱思良相”，李克强的特点和能力让人们有理由对这位明年三月上任的总理充满期待。在习李体制下，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工明确，相辅相成。李克强以经济行家主政，中国经济和社会完全有可能开创出新的升平气象，继续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看他做的事情，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吧？！！！！！！？:cool::thumbup1::wub::lol ::laugh: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19

《人民法院报》2003年3月12日公布的法官人数20.44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4年1 0月26日向十届全国人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所作的报告，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有19.46万名法官，似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莫名其妙地减少了将近1万名法官。笔者前不久在媒体上意外发现，2009年中国女法官协会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法院系统有女法官44502人，占法官总数的23.48%。如果这个数字是可信的，我们用并不复杂的数学方程式计算出的全国法院法官的总数则是189532人，似乎五年里法官的数量又减少了500 0多人。看来，中国法院里到底有多少法官？法院里的法官们到底有多少人在实际办案？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件没有完全整明白的事儿。

　　不过，尽管官方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上述讯息还是大致告诉我们，在中国法院系统内，法官的数量大致在20万人左右，在整个中国法院系统内就业的人数（包括助理、书记员、法警和后勤人员等），大约30 余万人。如果按中国13亿人口计算，大约每6000人中有1名法官。:thumbup1::c ool: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1

（一）权力失衡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中国走向社会混乱和经济困局
　　解放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权力配置被严重扭曲：（1）在政治上，一方面民主协商名不副实，权力事实上集中于执政党，其他党派几乎没有参政议政权，更缺乏与执政党进行制度和政策博弈的力量；另一方面，执政党的权力又被少数人垄断，导致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国家大政方针沦为为少数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2）经济上，权力集中于中央计划等部门，这些部门掌握着大部分的资源配置权、财政支配权、收入决定权、人事安排权，地方和企业基本没有经济自主权和决策权，个人的经济自由权也被剥夺，市场被压制到极限。（3）在社会领域，行政权力替代社会自治，成为统管一切的力量，既导致社会基本上丧失自治权，也导致社会关系被极大的扭曲，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品。（4）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一种声音独占垄断地位，其他的声音或者被打压、或者被钳制、或者被"驯化"，在此状态下，文化也成为政治的奴仆，而与人性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计划经济时期，权力上的失衡带来了以下恶果：（1）导致该时期所生成的制度既不具有Acemoglu意义上的"包容型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s）特征----即制度能有效保障个人权利和财产，能赋予所有公民或群体以机会均等，能做到不偏不倚；也缺乏承诺上的可置信，给人一种稳定的预期，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增加储蓄和积极投资，并减少交往中的机会主义行为。（2）致使市场完全湮灭，价格作为配置资源最主要机制的功能丧失殆尽。于是，宏观环境极其恶劣、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人力资本极大贬损、生产生活和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经济增长波动剧烈。（3）导致社会生活完全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市场上的正常经济关系和道德上的正常伦理关系，而是一种以猜忌、倾轧、打击甚至迫害为表征的非人性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稳定性。（4）导致知识贫乏、创新缺失。对知识分子的冷待和打击，加上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以及教育的低产出低收入化和创新的非市场化，使得计划时期的中国教育断代、知识贫乏、创新缺失。以上四种恶果，加上"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破坏，到1978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危机重重。
　　（二）1978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在促进权力制衡的同时带给了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1978年后，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通过改变权力结构、放权让利，出版从集权治理走向分权治理。这包括：（1）向公民（家庭）分权。通过赋予公民（家庭）拥有自主择业权、经营权和消费权，逐渐地把公民（家庭）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一个利益主体和决策单元，使他们的行为以利益为导向，并依靠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来实现，而不是依附于政府的指令计划和定额定向分配中。（2）向企业分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对其大刀阔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将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下放给企业，使其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独立法人主体；或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不仅允许其自由成立和自主决策，而且对其经营领域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也越来越少。（3）向地方政府分权。体现为：将一部分行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赋予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力，放手让地方政府去大胆探索、改革试验；进行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分享辖区经济增长的收益。（4）向社会分权。体现为：允许村民、社区自治；发展了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社团性质等社会组织；转移、让渡了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让社会组织开始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
　　这种分权式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旧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格局，形成了新型的政府与公民、管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政治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的权力结构；而且这种权力结构在确保中央权威的同时，也促进了权力之间的制衡。于是，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极大地释放了蕴藏在中国人民体内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中国开创了人类经济历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同时也带给了中国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
　　（三）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导致分权化改革的不彻底和权力对市场的嵌入
　　由于知识的局限、对社会承受能力的考量、对既得利益的照顾和对改革成本的权衡，1978年后，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即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入手，采取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试错，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却衍生了一个具有严重负面效应的副产品：分权化改革的不彻底和权力对市场的嵌入。（1）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主导下进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志向型的改革取向。如果没有权力的主导，执政者或者担心改革偏离其预想的方向，或者担心改革的步伐太快、对社会造成太大的震动，或者担心改革中利益分化太严重，导致社会出现大的动荡。因此，为此，执政者需要用权力来约束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平衡性。（2）权力是利益的载体，如果不能对其权力进行赎买的话，掌权者就会希望在改革过程中，将权力嵌入到新的制度中，从而实现其权力租金的长期化和制度化。（3）改革的过程是个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惯性的力量，旧体制不会轻易退场，而新体制则由于其不完备性和脆弱性，而难以及时、全面替代旧体制。于是，就会留下一个制度真空或制度模糊地带。这样就为权力嵌入改革和嵌入市场提供了必然空间。（4）当权力获得来自市场的好处时，它就会贪恋市场，想方设法融入市场，并以新的形式固化起来，通过市场来获取稳定的、更大的好处。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权力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退出市场的同时，又以其他的形式嵌入市场，与市场相伴起舞。
　　（四）权力失衡是当前中国多种问题的总病源
　　改革开放后，虽然执政党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然而，总体上而言，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失衡的。这种失衡突出表现为：（1）在政党权力配置上，中国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垄断格局，党派间缺乏实质的竞争，执政党统领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其他党派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就导致议会（即人大）在出台制度和政策时，遭受的制衡和辩争太少，使制度的公平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较低。
　　（2）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权力占绝对优势，具体体现为：一是各种暴力机器被政府垄断；二是缺乏实质民主，民众没有实质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很难对政府做出有效的制衡；三是各级人大代表的分布不合理，代表性较差，而且代表中政府官员的比重太高；四是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审批权过大，"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始终未改变；五是新闻舆论缺乏自由，政府掌控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民间的声音很难传播。
　　（3）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甚至扭曲：一是政府掌握着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步骤、速度和方案；二是资源和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土地----受到来自政府政策的诸多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动；三是政府垄断着货币发行权、重大项目建设审批权、行业进入规则制定权、土地交易和使用审批权；四是许多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制定权也在政府手上；五是对市场的监管和解释权力也被政府所垄断。
　　（4）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分配上，中央政府权力占优：一是财政收入上，中央掌握着超过50%以上的税收；二是各省、市级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由中央决定；三是地方重大项目的建设由中央部门审批；四是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掌握在中央手里；五是地方政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要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监视。
　　（5）在国企和民企的权力分配上，国企占优：一是许多重要资源和重要行业如石油、煤炭、金融资本、电信、铁路等被国企垄断；二是在许多商业机会和营业资格的获取上，民企饱受身份歧视之苦；三是在技术领域，国企本身的储备较多，受到的扶持也比民企大；四是在市场控制力、与政府的关系、对需求的影响方面，国企也占优于民企。
　　（6）在城市与农村的权力分配上，城市占优：一是长期以来，城市每千人的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都远高于农村；二是城市人口占有的资源更多、经济条件更好；三是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远优于农村；四是政策制定者基本生活在城市，不仅城市制度和政策由他们决定，而且农村制度和政策也由他们决定；五是自解放后，形成了诸多限制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制度。
　　权力的失衡不可避免带来了以下问题：（1）导致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市场化改革是各方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权力失衡，最终将导致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形成、垄断的破解、竞争手段的使用等方面与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好"市场之间渐行渐远，从而，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异化。
　　（2）导致权力管制盛行、寻租腐败行为泛滥。权力结构的失衡，会使某些群体居于权力垄断地位。垄断就会带来垄断租金。并且，权力结构越失衡，这种权力租金就可能越大，强势权力集团由此所获取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就可能越高。而失衡的权力结构，又为权力租金的个人化和货币化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当前的中国，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和个人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或将权力租金"灰色收入化"，或直接进行腐败，套取权力租金。
　　（3）导致经济失衡。一是导致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并引起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导致投资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失衡。三是导致货币超发。四是导致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
　　（4）导致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不均衡。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民众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中央政府的行为，导致其更多地重视经济职能，而轻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和基于GDP增长率的晋升锦标赛激励下，不得不将GDP增长放在首要位置，而轻视甚至忽视事关民生的、增长效应低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由于城市所拥有的超过农村的话语权，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城乡间严重失衡。
　　（5）导致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城乡分割、城镇化进程滞后、不敢讲真话、不讲诚信、热衷于考公务员、精英热衷于移民海外、疑官仇富、感到"不幸福"、吃空饷、爱走关系、沽名钓誉、潜规则盛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难以出台、教育泛政治化、"枪手"市场兴盛繁荣、跨国公司到中国后变坏、"大跃进"的幽灵长期存在、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爱搞慈善…等多种问题。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2

我们的执法机关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锱铢必究起来？“毒大米”、“毒蔬菜”、“毒奶粉”、地沟油等真正的非法经营活动大行其道，他们为什么放着这些规模和害处不知大多少倍的非法经营不管，单单关心刘福堂这点小生意—— 如果构成任何意义的“生意”的话？常识告诉我们，公诉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龙华检方真正关心的不是刘福堂的“经营”，而是他长年推动地方环保的“异端”言论或行为，甚至也不能排除地方利益部门对其积极参与阻止毁林等多起生态公共事件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公诉“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如此，则《刑法》第225条就成为公权私用、钳制言论的借口。对于此类表面上煞有介事、程序上完美无缺、实质上却别有用心的行为，法律上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那就是“滥用职权”。
既然“非法经营”的罪名显然不成立，刘福堂只能被宣布无罪，否则就坐实了龙华检方的公诉权滥用。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4

关于言论自由的话题，至今仍被人们提起，好像活在现在的中国很让他们不舒服，没有可以让他们说话的地方。这群人，恰恰是牢骚最多的群体，几乎没有不敢表达的题目，网上的观点表达已经给发表，私底下的任何形式的语言，更是不会被追究，却口口声声叹息没有言论自由。真的如此吗？
应该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言论自由已经逐渐近乎失控的状态，言论自由已经到了言论放肆的地步，造谣生非的、侮辱谩骂的、颠倒是非的、欺诈哄骗的——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如此。铺天盖地的放肆语言，好像没有多少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不停地感叹言论不自由呢？无非是自己希望的那种民主方式没有得到尊重而已，就以个人的成见来推翻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颠倒黑白，说现在如何如何言论不自由。这叫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却认为是言论自由得过了头了。
如果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都能够得到尊重，我想，除非那是同一种声音。否则，不同的声音到底该尊重谁，不该尊重谁呢？这里面必须得有一个取舍，取大部分人的共同诉求，舍弃少部分人的个别诉求，这是每一个国家（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同样的做法，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了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因此我说，要想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得到采纳，那么，谁的观点也采纳不了；因为，不可能针对不同的声音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步调一致，才能形成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力。否则，这个国家必将是一盘散沙—— 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当政者都不会答应的——包括“民主国家”。
我多次表达过如上立场，却有反对者问我：“你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的利益说话呀！”这话很幼稚，我并非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说话，我从来都是站在实事求是的态度上说话，我尊重事实，不会因为不符合我自身的利益就反对大多数人的认知，不会像很多人那样，为了一己之私愤去说话，为了自身的需要去说话，从来不顾事实存在。
言论自由并非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适用，其实还有个言论限制的问题。既然现在存在言论自由失控的问题，那么，讨论言论自由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谈谈言论限制的问题呢？我看有必要。
什么是言论自由呢？言论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对于促进民主、发现真理、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挖掘公民创造财富的潜能和潜意识、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等，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言论自由既然有那么多的好处，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切言论都可以无限制的自由呢？当然不是。在你使用言论自由一词的时候，切记不要滥用词汇，言论是自由的也是有度的，这个度，就是言论限制。我们在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也应该充分了解哪些话语权是不存在的，才能做到把握自己言语的度。
民主和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追求，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躯体受到无端的约束甚至是压制。但民主和自由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当你的行为和思想有损于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时候，当你的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和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时候，就得受到约束和压制，这种约束和压制，正是为了更多的人们充分享受自由和民主。这就是宪法和与之相应的各种法律法规存在的理由。
我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利用宗教这个招牌来实现有损于国家利益的目的；我们有政治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以此为理由造谣生非蛊惑人心；我们有文化艺术性言论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以此为理由践踏几千年来大家共同认可的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观念。
也可能有人说，我的某些话虽然不雅，却并不违法，是的，这里还存在一个道德水准的问题。说几句黄话，谈一些无聊的话题，固然不会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们是人，人是有思想、懂感受的物种，是人就应该共同遵守人类共有的道德伦理规则，这些道德伦理规则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当你的语言会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的时候，最好不说；当你的语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观感的时候，最好不说；当你对某种问题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最好不要盲目表达你的个人观点；当你对社会的认知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最好是虚心学习而不是急于成为裁判......这才是一个负责人的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就是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界定之外的，人们应该主动遵守的在言论自由方面的道德准则。
人们常说美国是如何的言论自由，其实，即便是在美国，也是有言论限制的。据说，在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区分出所谓的高价值言论及低价值言论，前者应受到国家最严密的保障，国家也不应立法限制之；后者的保障程度则较低，或者不予保护。
高价值言论：通常包括政治性言论、宗教性言论、文化及艺术性的言论。在这不仅包括思想、口说、文字或图画所表达出的言论，象征性的言论（包括在特定时空脉络之下的行为或动作，如参与游行、集会、焚烧国旗）也应该被视为言论的表达而同受保障。
低价值言论：通常包括商业性言论、猥亵性言论、诽谤性言论、 n `挑衅或仇恨性言论。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个帖子，里面谈到了美国宪法在言论方面不受保护的内容，我复制如下，仅供参考：
1、美国人没有亵渎国旗或焚毁征兵卡的象征性言论自由。
在越战期间，美国各地反战分子纷纷以焚毁美国国旗或征兵卡作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他们在审判中每以焚毁征兵卡是象征性言论，而力辩其应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但最终都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
2、危及美国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最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以劫机作为取笑的言论也不受保障，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电检入口处挂有“请勿开玩笑”的牌示，如果有人在此说“Hi Jack!”（杰克你好吗？）航警一旦听见，必将其逮捕法办，因为这句话正是英文劫机（Hijack）一词的谐音。这说明公共安全重于个人的言论自由。
3、没有引发危害美国公众秩序导致暴乱的言论自由。
1951年美国一大学生有一天站在街头发表演说，辱骂杜鲁门总统和一些官员，引起听众公愤，咆哮喊打，骚动暴乱一触即发，该大学生被逮捕，以破坏公共安宁秩序罪判刑。
4、没有扰乱美国学校教学安静环境的言论自由。
罗克福德市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毗邻学校上课的公共场所蓄意喧闹，扰乱学校上课时的安静与秩序。
5、没有造谣生非的言论自由。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记者无权以主张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权为理由，对他人名誉作伤害性攻击；法院对被控诽谤的新闻业被告，从来没有授予他以新闻编辑的绝对特权的先例；散布虚伪不实的资料本身无资格享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之保障。
6、没有妨害他人权利的言论自由。
新泽西州一城市命令禁止任何人使用扩音器或其他喧闹乐器在大街小巷作扰乱公共安宁秩序之商业宣传，某案被告因此遭取缔并送审，几经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市命令并未违反宪法上所保障的言论及集会自由。
7、不能以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为借口，妨害城市交通或违反交通规则。
8、监犯的言论及集会自由权因狱政安全而受限制。
关于美国监犯应否享有组织监犯工会权及言论自由权，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监犯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同狱政管理及公共安全的公权力两相比较，公权力大于私权利，对监犯的言论自由的限制显然是基于维护狱政安全的公权力的必要性及优先性，否则，监犯工会与典狱官对立必定要出事。
9、对美国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
1974年李维上尉公开反对越战，并鼓动黑人拒服兵役参战，被美国军事法庭依据统一军法法典判刑，被告不服上诉。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军人与平民不同，军人虽亦有言论自由权，但与平民言论自由不同，故在行使时所受到之限制及约束程度自亦不同。
10、军事基地不是美国政治候选人行使言论自由行的场所。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著名小儿科医生施帕克在竞选时，偕随从在某军事基地进行竞选活动，散发竞选传单，发表政治演说，遭到当局取缔。被告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军事基地旨在训练士兵，而非提供政治舆论场所，官方军事活动不应涉及任何政党政治竞选活动”。言论自由及竞选活动不得在军事基地行使，已成美国定例。
11、没有辱骂他人因而招惹冲突的言论自由。
所谓招致冲突的言论是指对任何个人具有强烈侮辱性及挑衅骂人，而有造成对他人伤害，或立即招致反击斗殴的恶言恶语包括下流、诲淫、猥亵、诽谤等言论。这种言论既不具任何“适当沟通的意义”，也缺乏“表示任何社会价值及意见真理”，所以不在宪法言论自由权保障之内。
12、没有说下流脏话的自由。
例如，广播电台或播音员都不得用下流肮脏的话语来广播。凡用此类秽语的电台，如经听众举证告发，联邦政府即在该电台申请延长营业执照时予警告或停发的惩戒。1973年10月某日美国纽约市一家电台播出长达十二分钟的“连篇脏话”，事后其播音员即遭听众控告。
13、咆哮公堂的言论不受保障。
1970年“艾伦案”被告受审时咆哮公堂，扰乱审判，被判罪不服，经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涉讼当事”人如不服法官劝告即可采取三项措施：（１）可将其嘴用布封闭并绑在椅子上仍留庭受审；（２）将其带出庭外，等其恢复平静并承诺遵守法庭秩序再回庭上。（３）裁其侮辱法庭，判刑入狱。
14、美国各级议员言论免责权所不保障的言论。
议员言论及行为分为“立法言论行为”和“非立法言论及活动”。前者受言论免责权保障，后者则不受保障。例如致函三军首长为立法目的索取有关资料为立法行为，但将该项所得资料作为竞选活动之用则为政治行为，不受保障。还有一些言论和行为不受保障，如记者招待会或接受记者访问时所发表的谈话，在非议会场所发表演说，将国会记录复印向选民或外界散发，打电话给政府官员干涉施政的等等。
15、毁谤性言论不受美国法律保障。
凡情况所说不实，或完全不顾所说是否真实的恶意攻击的言论，应负担民刑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平时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在战时尤受限制；言论自由是权利也是责任，不得危害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利；言论自由的行使及保障须以宪治政府的存在为前提，依法行使，不是无法无天；政府虽然讲纯粹言论不得侵犯，但对涉及行动的违法言论仍采取干涉主义。
以上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内容。
另外，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妹妹在自己的一个生日宴会上彻夜狂欢，影响了周边人们的正常休息，被邻里告上法庭，结果，被判罚。当时，卡特总统正在位，因此，这被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很吃惊，印证了美国人在法律面前的确人人平等，很值得尊敬。当然，这也是事实。民主派们常常会拿这样的例子去歌颂“美式民主”，却忽略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言论（或行为）限制”——卡特的妹妹在法庭上用来为自己申辩的所谓“人身（言论）自由” 的权利被法庭无情地驳回，理由很简单，你个人的自由，不能建立在他人的自由被践踏的基础之上。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6

“神秘樊志德”发微薄称被“坑害”，家属和居委会承认将其强制送进医院治疗，但否认相关指责。闵行区警方称该微博为樊志德病友所发，强制住院治疗与警方关系不大

　　【财新网】（记者周群实习记者胡世龙）一个以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病人樊志德名字注册的微博，称自己“被精神病”5年，并向社会求助。
　　从2011年12月23日开始，这位网名为“神秘樊志德”的微博用户，称自己是闵行区居民樊志德，是正常人，但被其家人和上海闵行警方强制送进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已有5年，希望得到媒体、社会以及律师的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该微博称，自己原住在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自己的房屋已被其弟弟据为己有并出租，1000多元的退休金也被侄子用作学费。
　　2011年，该微博仅于12月23日更新过，未能引起社会关注。2012年9月11日，该微博再次更新，并因当时上海市将排查疑似精神病患者消息引起不少网民关注和转发。
　　上海市闵行精神卫生中心证实，其四病区确有一名精神病人叫樊志德。
　　2012年9月15日，财新记者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到“神秘樊志德”微博的博主。他自称是樊志德本人，曾是一名私营企业的司机，是在病区上网发出微博。他声称自己 “进医院就是一个局”，是其弟弟“坑害”他，自己是被所住街道工作人员马梅珍送至闵行精神卫生中心，是被“ 派出所强行捆绑送去的”，并指责有人擅自更改过他的精神鉴定诊断结果。私信中他还透露了其弟弟家的电话号码，并表示可以通过拨打其所在的四病区电话联系他。
　　江川路社区居委会曹主任告诉财新记者，樊志德确实曾住在该社区，其进院前所住的房子确实已经被其监护人樊志明（樊志德弟弟）出租，但“神秘樊志德”所述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曹主任称，樊志德在2007年曾“拿把刀在楼道里，谁进来杀谁”，最后其家人报警后才将其强行捆绑送进去。在此之前，樊志德已经精神问题先兆，表现有经常晚上不睡觉，并随便敲门、敲东西。但曹主任表示，前述情况是他听说的。樊志德被送走时他还未到该居委会任职。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当地警方已经调查过“樊志德”求救一事，但调查的缘由是因为该微博中称警方强行将其送往闵行精神卫生中心。该工作人员称，调查结果显示，是樊志德家人要求给他做精神病鉴定，医院也接受其住院，跟警方关系不大。
　　这位警方工作人员称，使用“神秘樊志德”微博账号的人并非樊志德本人，而是樊志德同病区的病友。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综合办公室一工作人员也表示，她听说樊志德求救的微博是出去的病人代发。
　　但江川路社区居委会和樊志明则认为，是闵行精神卫生中心的护工和樊志德熟悉之后，提供了上网便利或者帮助其发出上述微博。
　　江川路社区居委会出示的《精神病人防治康复登记表》显示，樊志德出生于1958年3月，上海人，汉族，离过婚，初中文化，没有职业，其弟弟樊志明是他病史的供史者。
　　这份登记表显示，樊志德初发病时间为2004年8月，初诊日期为2007年8月10日。樊志德的主要症状是：思维混乱、言语文字难以理解、冲动、人际关系紧张，并不承认自己有病，有毁坏物品和扰乱正常秩序的行为。樊志德没有家族精神病史，以往也没有过治疗历史。
　　登记表显示，2007年8月10日，樊志德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其社会功能状况中个人生活料理、生产劳动及工作、学习能力和社会人际交往均较差。诊断机构给出的治疗康复意见为，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和住院治疗。
　　今年9月14日，财新记者曾以受人委托去看望樊志德为由，进如樊志德所在的四病区，但未能得到会面允许。该病区主任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樊志德弟弟作为其监护人，曾向院方要求不要让樊志德和外人接触，该说法后得到樊志德弟弟樊志明的证实。
　　樊志明称，樊志德确实精神有问题，并非迫害。家属在将樊志德送进闵行精神卫生中心之前曾在上海市和闵行区都给他做过精神鉴定，送进去完全是无奈之举。
　　据樊志明介绍，其哥哥樊志德文化程度可以，字也写得不错，曾经当过兵。起初住在建国路，后遇到动迁，就搬至其父母家中和父母同住，后来樊志德又将父母的房子变卖并在闵行区购买了现在这套房产。
　　樊志明认为，其哥哥之所以精神出现问题可能主要是因为炒股亏损过多，受了刺激。不过他表示，炒股以及炒股亏损的事都是从樊志德处听到的，自己从未看到过他的股票。
　　樊志明称，樊志德曾多次对人用菜刀，还要掐死别人，“只要不顺他心就这样做”，一直在外面闯祸。
　　不过，前述居委会的《精神病人防治康复登记表》中，“发病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一栏中，妨害或攻击他人、纵火、杀人、自残、自伤、自杀等选项均未被勾选。
　　樊志德最终被送往闵行精神卫生中心与两次损坏楼道防盗门有关。樊志明称，樊志德连续两次以防盗门“有辐射”为由将防盗门用器械损坏。在居委会因此找樊志德谈话时，樊志德又说出有“领导要接见他”等一些“不正常的话”。在此之前，樊志德还曾向其弟弟表示有人要谋害他。
　　但“神秘樊志德”微博的关联博客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篇题为《我“被精神病”的原因》博客称，第一次砸防盗门是因为2007年7月小区安装防盗门，由于自己早出晚归，晚上回家时发现防盗门被锁，他因没人通知未能领到钥匙，再加上和邻居不熟，在情急之下就将防盗门砸开。第二次砸防盗门是半个月后，樊志德在做饭时将煤气灶开着炖肉，中途外出买酱油，回家时防盗门出了故障，无法用钥匙打开。由于担心煤气灶引发火灾，他称自己在情急之下再次将防盗门砸开。
　　这篇博客还称，2007年8月10日上午，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将他从家中抓到上海市闵行精神卫生中心。期间，樊志德曾希望通过自己的监护人将自己领出，但是其父母不肯，家里还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
　　9月29日，财新记者以记者身份再次来到闵行精神卫生中心时，四病区一位医生表示，樊志德已经不住在该病区。
　　10月5日，“神秘樊志德”微博称，“日前，有民间记者前来调查情况，被医院护工以种种理由挡了回去。我现在被单独关押在一级病房，连打电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闵行精神卫生中心陆志德副院长向财新记者表示，了解病人的病情和病史必须告知并征得监护人同意。他透露，樊志德这一微博也引起上级的关注，他们也曾为此写过汇报。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7

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日前在一次反腐会议上总结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这显示出，高层对于以薄熙来为首的腐败分子，是作为历史的垃圾看待的，是已经盖棺定论了的，是要冲破时下舆论宣传刻意忌惮提及“薄熙来”这三个字之禁忌的。尽管极左分子还可以如某半仙一般，到诸如海南大学沆瀣一气做跳梁小丑状，贩卖极左货色，但无疑，此次极左分子的卷土重来，已然土崩瓦解。历史大潮中的一个险恶的漩涡，已经不可能阻止航程。
纵观今年二月以来惊心动魄的高层争斗，审视此次极左分子气焰嚣张的一再表演，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它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近半个世纪前的“文革”，拉回到30年前的开放之初，拉回到暧昧、春秋，还半推半就的改革进程。若进行初步的总结，教训至少有如下几点。
其一，国家利益、民族前途应超越党派之争、“路线”之争。以往，多以十次或多次路线斗争以及“伟大胜利”为荣，并写进教科书。现在，内部争斗却遮遮掩掩，各方极力掩饰。甚至牙打掉了也要咽进肚子。凶杀案件矢口不提，仿佛从没有恶魔发狂这回事。这样“顾全大局”的结果，就是助长了诸如薄熙来之流的嚣张——他们可以干人类可能想象出来的任何恶事、坏事、肮脏事、龌龊事。全然把团伙、家族、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之上，凌驾于法律以及民众之上。党派的船或许一时翻不了，直接翻的是国家、民族的船。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笔者呼吁，此后，应公开党派之争，朗朗乾坤之下，让民众判断孰是孰非。这既可以把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从党派纷争中摘出来，也可以防止极左极端分子绑架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任何有道义、有良知的人士，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不若此的极端危险。
其二，应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对于历史问题，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判断。譬如，“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文革”的夺权本质以及极左思潮的危害是个什么性质？“文革”的责任究竟谁来负？其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等，都有必要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和厘定。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你不总结，自会有旁人总结，结果就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尴尬，需要遮羞、掩饰的事情越来越多。再如，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实际上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事实上，水晶棺毛泽东本身，也是违背毛本人意愿的。早已在死后火化协议上郑重签字的毛，难道会同意自己死后不雅的面庞、身躯见天被人“瞻仰”吗？
对历史问题的无限期搁置，其实就是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国人尊严、体面的嘲讽。再不能皇帝新衣般表演丑陋、愚昧了，智慧的高层不需要，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也不需要。不清除历史垃圾，妖魔鬼怪就有招魂的气候和土壤。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这是个常识。
其三，政治平衡术要不得。不知从何时起，防止极左思潮的高层认知，退变为对于极左以及所谓“右”之间的平衡术。其实，极左分明就是投机、狡诈、见利忘义的代名词，而“右”则代表了光明正义、普世价值的人类发展方向。混淆这两者，造成的实际后果即是非颠倒、黑白不分。
端了一个极左网站，大快人心，却要找个被人称道的学术网站陪绑；左抡一棒子，也要右打一棍子，这不是地道的做法。不旗帜鲜明地打击极左，不旗帜鲜明地站队人类发展方向，政治永远谈不上清明，这个国家、民族也永远谈不上文明、进步。
其四，绝对不能低估极左分子的极端危害性。今年夏天，北京等地暴雨成灾。几个极左分子异口同声、不约而同地大声叫好，某极左分子甚至还在飞机上，就迫不及待地发微博表心意，幸灾乐祸心态暴露无遗。
果不其然，一场“爱国”狂潮，终于给了这些极左分子以机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打砸抢席卷全国，险些酿成全国性动乱。以往习惯于有“黑手”的说法，打砸抢的“黑手”，至今却逍遥无事。这一现实事件不清算，难道也要令其变成历史垃圾，让丑类有栖身的场所吗？其实，“黑手”的线索明摆着，查查薄熙来的“阁员” 名单就是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极左分子都是一些以所谓“信仰”为卖春工具、渔利工具的极端自私自利者，全无人格操守，全无正常的情感以及脸皮。挑事闹事、制造事端、纷争，制造社会族群的分裂，坏事干绝，以此谋取声名利益。而那些经常在网络上批评社会丑恶的人士，往往是热情无私的社会公益者，汶川地震、解救被拐卖孩子，近期与高层开明人士保持一致声讨薄熙来以及曝光表哥、表叔推进反腐败实质进展等等，正义正直、助推国家、民族前行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8

周小川最近在《金融研究》发表文章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高利润不是垄断造成的。他没有说出除了垄断，银行还有什么理由能够如此赚钱。他说中国除了5大国有银行以外，还有许多中小银行，加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的信用社，并由此得出中国银行业不存在垄断的论断。
　　周小川为银行业的垄断做辩护，说明他可能不懂什么叫做有效垄断，或者是说他作为央行行长故意为垄断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如果是前一个解释，那是国人的不幸；而如果是后面的解释，那就是国人的大不幸。他的观点把我逼到了无语的地步。不过，我虽然无语，我还是要说明我为什么无语的理由。这是我写这个博文的原因，因为，周小川这样公开维护银行垄断利润，他失去了央行行长应该有的公正和公平。如果连周小川都认为中国银行业没有垄断，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政府打破垄断，因为，周小川代表的恐怕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
　　什么是垄断？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垄断定义大意是这样的：一个或多个企业可以通过它们在市场的主导地位来决定其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控制价格的高低来牟取非正常的利润。相对于自由竞争，垄断的结果是物品或服务的价格过高，而消费者得到的物品或服务过少。目前房价过高，买房子过难，就是典型的垄断结果。
　　相对于垄断，自由竞争的定义是这样的：无数的企业生产同一个产品，每一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无法对市场的价格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市场的价格是在无数商家和顾客的讨价还价中产生的。中国目前的农贸市场和中低端汽车市场，都是自由竞争的例子。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区分垄断和自由竞争就是：‘在市场被垄断的情况下，一个或数个商家对产品有定价权。也就是说，这些商家是价格的制定者，英文叫做price-makers。而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每个商家都没有定价权，它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英文叫做price-takers.’
　　垄断分为三种：（1）独家垄断，英文为monopoly or perfect monopoly,也就是说，一家企业就能决定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2）寡头垄断，英文叫oligo poly,也就是说，少数商家就有对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权；（3）官僚垄断，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其国家的行政权力，为了保护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些企业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让一个或少数企业获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高的多的非正常利润。
　　在西方，垄断的存在一般只有前面两者形式，第三种形式非常少见。在中国，这三种形式同时存在，而第三种形式是最普遍，也是对消费者伤害最大的的垄断形式。
　　周小川对垄断的理解
　　周小川是一个比较懂经济的高级干部，但是，他对经济的了解是比较局限的。例如，他认为只要市场上有超过一家的银行，这个银行也就不存在垄断的能力。因为，他解释中国银行业没有垄断的唯一理由是，‘中国除了工行、农行、建行、中行和交行以外，还有许多其它银行，所以中国银行不存在垄断的问题。至于为什么银行利润肥厚，是因为有非垄断的因素存在。’
　　周小川这个理由，一方面不符合上面的垄断定义，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给出让人心服口服的高利润的理由。
　　中国银行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垄断行业，其垄断的地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属于一种最为严重的垄断形式。银行业的服务产品，主要是贷款和存款。其它的服务产品，包括取款、信用卡管理、汇款、转账、外汇转换，等等。其中，存贷款的利息都是国家通过周小川领导的中央银行确定的，由于存款利率定的太低，贷款的利率定的偏高，所有银行都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利差收入。这种收入水平，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是不可能达到的。
　　银行本身不需要自己定价，国家就把价格给他们定好了，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垄断。而且，垄断得非常厉害，顾客和消费者，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以目前的存贷利率为例，一年期的存贷款利息差别是3.0 6个百分点。
　　这个3.06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全国存贷款总额是GDP的两倍的话，每年GDP的6.12个百分点就必须归银行所有。这是导致银行业每年有1万多亿人民币利润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银行业的每个员工，每年可以创造40万元的利润，加上平均每人30万元的工资，再加上非人工成本，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达每人每年100万元的增加值。
　　全国如果是7亿劳动力的话，去年的GDP为47.3万亿人民币，每个劳动力创造的GDP不到7万元，只相当银行业人均GDP的7%。你把谁打死了，都不会相信中国银行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是全国平均的15倍。这里面，除了垄断，就是垄断，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荒唐的差别。
　　国家对银行垄断地位的保护，是银行业低效率、高利润的直接原因。《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博客这样写到， ‘在2011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中国民生银行(600016,股吧)行长洪崎在致辞的开场白中提到，和企业相比，银行业的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一提到银行业的丰厚利润，很多人就会联想到银行员工传说中的高薪酬高福利。在此次采访中，的确有银行员工直言今年涨工资涨得挺多，有点不好意思说，和洪崎行长的话相映成。’
　　‘某商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说：那行长说的话，我还真没关注过。不过他说不好意思说，真是有点道道。我们单位内部也下过通知，不允许员工晒工资。听说去年有个同事因为晒工资，居然被调了岗位，给下放了，也许领导觉得他太张扬了吧!’
　　‘像我这种工作七八年、有一定技术门槛的职位，一年下来20多万。这几年银行都上市了，我们的工资增长速度确实很快。就拿去年说吧，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涨了工资，涨得少的也涨了30%多，多的可能有50%’。
　　做为央行行长，周小川不能光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
　　当下中国收入两极分化，房价奇高，存款利息太低，贷款利息太高，民间集资违法，银行的垄断利润不仅明显，而且规模巨大。
　　1998年以前，银行坏账数万亿，占2004年全国GDP的20%多。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填了这个窟窿。在上市以后，大规模圈钱，利润奇高的同时，国家对垄断行业，包括国有银行，的天量级利润，视而不见，让那些垄断企业和银行的高管和大多数员工，赚了个盆满钵满，大大的推动了国家的两极分化，也造成了许多社会的不满情绪。
　　银行业是国内各个行业收入最高的行业之一，有的行长每年的工资加奖金高达数千万。清华大学的某个院长，当了工行的独立董事，每年开5次会议，收入50万人民币。
　　2011年，民生银行的公开平均工资是38万人民币，工行是40万人民币。而全国的平均工资却不到4万元，这是怎样的一种行业收入差距？
　　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工资收入差别，导致社会严重不公，导致腐败，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困难，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面对了太多太多的挑战。
　　这个时候，中国未来的希望必须寄托在深化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必须打破垄断，包括银行业的垄断。周小川作为央行的行长，他有义务、有责任承担这个改革的历史使命。可是，当这种历史责任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公开为银行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也就是说，他不仅不会支持反垄断，而是倒过来支持垄断。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29

我们知道1978年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立法而言，中国政府早就宣布基本上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而这个法律体系包括了很多的法律部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各种行政法等等。就司法而言，中国现在大约有20多万法官。他们工作在全国各级法院里，每天都在非常忙碌地工作着，而且每年全国法院判的案子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就执法而言，检察院系统、公安系统以及相关部门的机构在不断健全，执法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可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没有法这样的说法呢？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也说中国没有法，那这件事就严重了。但是你现在要问一下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法的国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法律不等于有法。这就像有些研究宪法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法”这个概念应该包括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对法律的遵守。我们虽然有了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加之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仰并不很深，因而也不普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说中国是一个有法的国家。尽管它确实制定了很多法律，但那并不意味着就有 “法”。

一般而言，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名誉。早在16世纪法兰西斯•培根就已经指出了法的这些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在中国好像没有起到这些作用。

从官方和非官方的媒体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杀了人，并没有被追究。有一些很成问题的制度，比如劳教，往往会把把无辜的人送到监狱中，可它到现在还依然存在。未经审判，就可以把人长期关押，这种做法基本上是前现代暴力政治的产物。这时候你就会问，法律在哪里呢？

就保护财产而论，在中国有很多以发展的名义非法拆迁、暴力拆迁、掠夺拆迁的事例，其中有些受委屈的人选择了最悲壮的方式──以自杀、自焚表示抗议，但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法律并没有保护那些被无辜剥夺了财产的人。如果有法，那么像某个地方11岁的小女孩被很多男人蹂躏，为什么政府不追究呢？这种非人的事如果发生在古代，官府不管，早就有绿林好汉管了。不少人被判了刑，进了监狱，有的甚至被杀害之后，真正的凶手才出现。更不用说现在有一些富豪竟然开车轧死老百姓，明目张胆地声称花钱就可以搞定。再加上不良商人，在社会上以各种各样不道德的途径敛财，为了赚钱可以伤害他人的财产与生命。试想一下那些含有各种毒素的食物吧！还有各类贪腐现象，凡此种种，本来都是法律的用武之地。但实际上法律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约束呢？更重要的是，有权做重要决定的人本身好像也不相信法律，否则就不会让信访这样一个本来是行政机制的实践直接干扰司法。

如今，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在制定了诸多法律之后，并没有很好地跟进这些法律的落实，法律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是有法律等于没法。很明显中国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该转向司法，转向法律的执行，而不应该再把主要精力花在立法上面。中国官方一直提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现在有法可依这方面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有法必依却似乎还没有起步。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35

15日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60． 6万余件（次），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
据介绍，十七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查办腐败案件不手软，始终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强劲势头，重点查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中的违纪违法案件、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商业贿赂案件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案件、重点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高官还包括康日新、黄瑶、王益、张家盟、刘卓志、黄胜、田学仁等。各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十七大以来，全国有260多万个企业事业单位、49个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及其系统，深入查找不正当交易行为，收缴不当所得15．8亿元。坚决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产生明显震慑和遏制作用，一些问题多发领域的商业贿赂发案率有所下降。
近年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的防逃追逃工作，建立了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两项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防逃追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引渡、遣返、劝返等方式，成功将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黑龙江省原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宋士合、上海市核电办公室原主任杨忠万、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辽宁省华曦集团原副总经理袁同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余振东等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并促使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件另两名主犯许超凡、许国俊等人在外国受到法律制裁。特别是厦门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在潜逃加拿大12年后被成功遣返回国，有力震慑了外逃和企图外逃的犯罪分子。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36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容易接受别人的洗脑？因为他们从来不思考，特别是对一些基本问题不思考，才是最容易被洗脑从而被人利用的。为了不被洗脑，建议常常思考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是不是生而平等，生而自由？

从两个最朴素的问题开始，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来到世界是干什么的？

难道你真的是为斗争而生的吗？难道你生下来就是别人的附属物吗？就算你生下来就是别人的附属物，那也得问问你天生是你爹妈的附属物？还是你们家族的附属物？还是你们部落的？民族的？党的？国家的？全人类的？你凭什么既不是你爹妈的附属物，也不是全人类的附属物而恰恰是那个不上不下的党或国的附属物？

如果你不只是一只动物人，那么你对这个问题稍加思考，你就会承认：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任何人有权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幸福！

尊重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是为了换取所有人对自己的平等和自由的尊重。

第二个问题：爱国有没有前提条件的？

什么是国家？人与国家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而明白为什么要爱国？

你可以抄某个大人物的国家定义：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暴力统治的工具。果真如此？那么被暴力压迫的那个阶级凭什么要爱压迫他们的阶级的国？如果这个暴力工具的国家不是保障公民财产而生，不为保障公民的人权而存，那么这种国家有什么资格得到人民的认可？

你如果认为：国家就是那个打下它的英雄家的江山，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认为国家是打下它的那群人的江山，由打下它的人组织政府，这种政府就代表了国家，即国家和政府是不分的，爱这种国家就是爱它的政府。那么我问你若按此定义，那么别人再打下一次，这国家就应该成为别人的江山了。谁打得下它，这个国家就是谁家的江山。我承认我打不下它，所以这国家不是我的江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爱这种国家和它的政府？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里，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那么我们就有权一人一票来选举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未经我们一人一票确认过的政府，不仅没有资格要我们人民爱他，而且它连存在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即使一人一票选的，他做得不好还得将它先下去，断然没有强迫人民爱它的理由。

人们除了对自己的爹妈、亲人的爱是与生俱来的以外，即使在生育期对异性的爱都不是毫无缘由的，更何况其它？所以我说，国家绝对不是用来爱的，特别是那种从来就不爱他的人民的国家，人民就更没有爱它的理由，更没有维护它的义务。

第三个问题：自由的问题，特别是自由和温饱的问题。

要不要自由，对这个问题，我们不须找理论根据，你只要简单地退后一步，然后思考两个问题：一，如果你是一只小鸟，你愿意飞翔在自然界里自己觅食呢？还是被人关在笼子里然后喂你食？二，如果你是只小鸟，让你飞着和将你关着，哪种情况下你的晚餐更有保障？

给杨恒均写信的农民工，如果你没有时间思考上面的两个问题，那么你只要看看你身边的小贩，你看看是城管不管他让他自由，还是城管管住他不让他摆摊，他今天晚餐和明天的早餐更有保障？被城管追逐的小贩，是底层社会能力最不济的人群了，而如果城管不砸他的水果筐，他的生存都不会有问题，更何况有能力给杨恒均写信的人，你得到了自由还怕没有饭吃？

我想要自由，又担心晚餐，这是长期被洗脑的人才会有的矛盾。极权统治者通过长期的教育，在人们头脑中植入这种矛盾，然后得以长期欺骗并奴役被统治者。

第四个问题：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我个人的事情，我个人做主，只要不伤及他的利益，我的主权就不能被剥夺。我们的事情我们做主，大家都参与，大家都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出来，做为公共权力，此公共权力是大家让渡的，理应为大家服务，并受大家监督，公权力使用不当或不愿接爱监督时，大家就有权收回它。推而广之就是国家的行政权，国家行政权也是所有公民让渡出来的，所以国家的主权其实就是公民的人权，剥夺了人权的国家它的主权也就同时伤失了。

所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体，是一种最能保证个人自由的政体。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不是万善的，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有了民主，当票在选民手里时，掌权的人才最有可能不乱用权力。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38

6年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如此断言：“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因为那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3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共全体会议不乏创造历史的例子”。

今年，你们就开会吧！开你们的十八大！呵呵呵呵呵呵。。。。。。。。。。。。。。。。。。:cool::m ad::thumbup1::lol::(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40

上海公民华乔，身份证号码310102197212154013，准备竞选国家主席！提前通知！:cool ::thumbup1::lol::mad::bore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规定，本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本人也是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本人决定竞选第十二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上井岗山，成功的“革命”有二十八次，不成功的“革命”不计其数。但是每一次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革命”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中，死难的不论是敌人还是战友，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都是我们的炎黄子孙。任何一次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都是抢富人的财，夺穷人的命。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深究“革命”的原因，无一例外的是当权者不受约束，当权者违法再违法，老百姓忍受再忍受。最后当权者过分违法，老百姓忍无可忍，暴发“革命”。如此循环往复。

要从根本上避免此类循环的发生，就是要约束当权者，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就是要在当权者过分违法时，有公平、公正、公开、合法、和平的途径更换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监督当权者，就是要让人民有效地约束当权者。

实际上，对于用暴力的手段、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人民很难真正有效地监督当权者，人民也很难真正有效地约束当权者。比如有人就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你能怎么办？只有真正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赢得的政权，才有可能真正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避免循环往复的 “革命”。

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和错乱的时代，勤奋的劳动者，整天为住房问题忧虑，而游手好闲、肆意散播可耻谎言者，却享受荣华富贵，被人们像明星一般的吹捧。本来应该是培育我们祖国花朵的园丁，结果成了嫖宿、强奸幼女的罪犯。本来应该是打击黑社会、保护人民群众的卫士，结果成了坑害人民群众的帮凶、黑社会的保护伞。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说假话的人升官，违反法律、搞欺骗的人发财；说真话的人倒霉，遵纪守法、干实事的人吃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让好人也很容易变坏的社会。这个社会到了需要立即改变的时候了。

我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们中华民族，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暴力的、枪杆子式的“革命”的苦难，为了约束当权者，为了让当权者不便于违法、不敢违法、不违法，为了寻找和平、合法地更换当权者的途径，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九条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43

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说纷纭。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就是从前一种增长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根本的原因，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起，中国就从苏联承袭了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包括：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货币超发的后续效应显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政策。
　　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 “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通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曾经取得了二十来年高速增长的优良成绩，但在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宏观经济大问题。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因为存在认识方面的障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
　　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第二，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46

一个时期以来，在北京以及各地，活跃着一批吃极左饭、到处散布极左思想言行的极左分子。他们三五成群、纠集成帮派，动辄就要给社会造成点动静；一遇到乌云，旋即就会兴风作浪。
今年夏天，北京暴雨，几个极左分子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叫好声，唯恐天下不乱。前些时，揪出极端邪恶势力代言人薄熙来，几个极左分子暴跳如雷，在公开场合呼吁民众上街、在微博上公然张贴薄的全家福，及至发展到，极左分子利用所谓“爱国”闹剧，殴打头脑清醒、口出慧言的老者。近日，一极左分子流窜到海南某大学，上演了一出“享受小布什待遇”、被扔鞋的闹剧，搅扰视听，混乱社会。
极左分子何以能一次次铤而走险，在社会、公众已然忍无可忍、公愤共愤的情况下，依然明里暗里地捣乱、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原因不外有三。
其一，是巨大的黑钱诱惑，促使其装疯卖傻、装神弄鬼，不惜拂逆全民、全社会、全世界的正义力量与呼声，甘做虫豸。
某公开呼吁民众上街保薄的面目可憎“教授”，据其自己承认，曾被有关部门勒令退出拿重庆的黑钱一百万。近日据传，其拿的黑钱可能更多达500万。某貌似吃软饭的白脸极左，在与众人互殴、自己倒地装熊的时刻，还不忘大叫：到某某网去辩论。将死之时还不忘为某某网做广告。某网站纠集了一批网络小杂碎，利用十一这个政治时机，大叫所谓“爱国”——其大叫“爱国”状，莫如说是数钱状、喽啰卖命状、黑社会状。十一、“爱国”，真真被这帮愚昧玩弄于鼓掌。
这些人为了钱，根本就不再要良心、良知，根本就不再具有人类的情感，根本就不再有人之为人的底线，利令智昏，疯狂有加，可以说出任何话，可以干出任何事情。或许，这些人天性遗传就带有这样的基因，一如他们的金主，为了消灭政敌，竟然可以制造民航飞机坠机惨案。上下串通、沆瀣一气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原本已不太平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邪恶丛生。
其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势、势力在为这些人撑腰打气。我们不排除，这些智商不高的社会渣滓，几个人唧唧苟苟、胡儿嗨呦，就真的以为自己一小撮人左右了社会、掌控了话语权、得了天下，井底之蛙，偏执虚幻。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一种果然存在的现实权势、现实势力，一直在为这些人撑腰打气、悬赏许愿。仅从今年以来，这些台面上的小爬虫或疯狂咬人、或消极恐惧，继而重新打了鸡血般亢奋以及打人教授不受丝毫处罚等现象，即不难发现内中机关。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薄熙来的倒台以及一干被安插专事窃取国家、民众利益的大盗的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魑魅魍魉之徒，只能是越来越少。中国，被邪恶势力操控的时间太长了，需要触底反弹了。
其三，高层良性正义力量对于上下小爬虫的一味迁就、姑息，纵容了这些见风使舵、追恶逐臭之徒的赌徒心理、亡命做派以及极端的破坏欲。打蛇是打了七寸，擒贼是先擒了王，但是，却始终不肯践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对于极左、极端分子，始终不肯痛下杀手，不忍一窝端。
种种作为使极左、极端之徒误以为，自身的邪恶竟然可以成为生存的利器，可以成为要挟的筹码，可以成为风光的资本。故给鼻子上脸，得寸进尺。某以谩骂总理为家常便饭的装神弄鬼之跳大神者，不断上蹿下跳，使坏社会，实际上已然构成了极大的破坏性因素。其言其行，实际上早已是在颠覆、加害。对这样披了一张人皮的小丑，何以还能让其肆虐横行？
或许，高层良性力量有着全盘统筹考虑，有着尽量缩小范围以免动荡考虑，有着息事宁人、到此为止考虑，有着误以为上蹿下跳小丑就是社会大部的信息错位以及判断——无论是哪一种考虑，都被事实证明是软弱的、绥靖的、欠妥的、有害的。对于这样的一帮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以站不住脚的所谓政治正确为护身符、以超乎法律之外的特权势力、特权阶层为保护伞的亡命徒，原本就该以法律的武器全然荡涤之，一个不留。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49

一直牵动民众的薄熙来案件终于有了新的进展，而且，这个进展也差不多朝着自由民主人所乐于见到的方向——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这次公开处理结论之时，我们也密切注意到，因为他在过去一直被收买一些鼓吹手，在这些人的热捧和神话下，多年被赞颂为“人民救星”的薄熙来，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一个高官，罔顾国民公理、藐视法律，竟然徇私枉法、、纵容家属搞不正当财产、接受巨额贿赂、妻妾成群... .我们中国人都说，天下为公，反观薄熙来这位多年自我吹虚的“救星”，“天下为公”究竟在哪里？他口口声声的“人民”又在哪里？
一直以来，“为人民服务”都是这种人对外宣传的口号，也是迷惑一些人的烟雾弹。然而，当东窗事发以后，被他们宣传的“爱人民”往往就成为伤害民众的事实。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这些犯罪事实，我们都非常清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在这些事实中，我们亦密切注意到，一直对自己妻子“恩爱有加”、“很感动”的薄熙来，为什么现在会“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呢？这与他今年3 月份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可是非常冲突的啊？
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一般贪官在事发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情人之说。现在的问题是：多年来，是什么力量让乐于成为贪官们的情人前仆后继？又为什么这些情人在事后都安然无恙？这些腐败案件，因情人而变的更加丰富多彩。
有鉴于此，个人以为，此次可以借助薄熙来的案件披露一些与薄案有关的情人名字，以警戒后来者。公开之后，礼义廉耻势必有一定影响，如果这些情人们可以冒天下人唾弃，那“人民群众”的监督亦自然得到检验。
附：节选新闻部分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共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主动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55

中国革命党【马列】政治纲领

一：反腐败。必须承认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权贵官僚资本阶级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侵蚀。他们目前有300 0-4000人，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家族体系，霸占了全中国95%以上的社会资产和社会资源。他们骄奢淫侈作威作福，是目前中国最反动的阶层。
二：反私有。全球资本主义的流动，使得中国目前形成了一个55000-80000人的国际资本资产阶级。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及新兴形成的农民工阶层。为了榨取超额利润，他们甚至可以无视人的权利和生命。他们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顽固的敌人。
三：反官僚。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些人已经完全沦为了沙皇俄国时代的别里科夫和变色龙，成为了统治阶级的耳目和走狗豺狼！他们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是人民最直接最凶恶最无耻的敌人！有的时候还是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凶手！
四：反监控。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中国的民主价值被践踏，人民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有的公民仅仅只是出于正义表达了一下意见，就受到监视管制甚至逮捕！因此，中国人民有权力对所有这些非正义的行径实行抵抗，包括使用暴力的手段镇压一切反革命份子！
五：反奴役。今天的中国，一切反动阶级以及它们的帮凶已经彻底地露出了它们吃人的面目。它们一方面在物质上使劳动百姓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一方面又不断制造谎言欺骗人民，妄想使人民永远处在奴隶的地位。一切中国有良知勇气和正义感的人们，请迅速通告全国人民：不要再相信任何的谣言，现在是我们成为主人的时代了！

实践证明，所有反动派的伎俩都不会得逞！我们必胜！革命是不朽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孤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在这样的一个“特色”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种种恶性的不良文化无形地控制着人民群众，它表现为无休无止的建立各种泛滥的娱乐来刺激和麻痹人民群众的神经，一切事物都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人的价值被贬低为物，阶级和个人的伤痛被掩盖起来。权贵官僚集团用欺骗性的大众传媒宣传掩盖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对此进行一次比上个世纪更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改变现状。而这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就能完成的。

为此我们提出两点政治主张：
一：实行无产阶级多党制，彻底清理一切资产阶级团体，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
二：实现全国普选，保障人民群众的出版传播集会等各项政治权利。

我们将为之奋斗不息！直到胜利！

革命的精神是一种新的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建设一个新制度就必须破坏一个旧制度。当革命的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动力将会失落殆尽。也许，失落的还不止这些。人民群众在记忆与缅怀的无助中，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将会终结人民群众的福祉。

革命符合最高正义的法。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56

追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追求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的自由生活，显然比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要重要得多。这是一个从人出发的起点，是为了在不得不面对国家机器的存在时，能够最先维护人的权利。若国家机器侵犯人的权利，它也就失去了正义和合法性。因此，那些告诉你“有国才有家”的，都是十足的混蛋。
一个小长假还没过半，就已经闹出这么多乱子，似乎不稳定和谐。于是，就有人为中国人的素质捉急，认为实在不适合太多人聚集。这是一个忽略大前提的狭隘观念，而这个大前提就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极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这个公共生活不仅仅是指生活，还包括组织和结社。因此，经验从何而来，是一次次的聚集。
我反对一切不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前提是，这个游戏规则必须是合乎人道主义的。否则，即使这个游戏规则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那么，这个违背最基本人道的法律也是可以被挑战的。不断挑战不合理的法律，以促成不断诞生新的、符合当时代的法律，这是制度完善和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方式。总之：批判，挑剔，责难。
千万别期待什么圣贤明君，历史自有它的逻辑，历史也有它的巧合和偶然性。近三十多年来，蒋经国只有一个，吴登盛也只有一个，而蒋经国与吴登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反省，还有强大的外部压力，说到底是一个合力产生的作用。同时，看看波诡云谲的世界政坛，更多的是卡扎菲与阿萨德，他们顽固、自负，不可能从自身改变。
参考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对于在战场上死亡士兵的态度，这一天确实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哀悼日。中国人的冷酷，无不体现在对于生命的漠视。国内战争获胜的一方邀功自赏，则是野蛮的反人类行为。
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薄能得到公正、平等的审判，因为以违法来对抗违法只会走向更加违法。要争取每一次的完全依法审判，不仅仅薄案。一次次的积累，才有可能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所谓非法都拉入法律规范轨道。

sunfarstar

4th November 2012, 23:58

1847年马克思在英国一家流亡革命者的聚会上，用啤酒写下的政治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传向世界，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冷战新纪元。不能不引世触目惊心。

　　这句政治口号反映了所有反对党的行动方向和获胜的方法，开创了政治口号立国的里程碑。

　　列宁：面包会有的。

　　斯大林：乌拉！为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

　　成为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口号传入中国颇动人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四个口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实际上，美国也有执政口号：

　　2008年奥巴马鲜亮登场的口号：白人不欠黑人的。

　　2012年奥巴马在联合国声言捍卫言论自由。再次引起哄动。相对而言，罗姆尼的“增加就业论”就平淡无奇了。

　　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小小的弱国缅甸被美国奥巴马竟选团队排演了一场鲜亮的言论自由歌剧：缅甸最后一任审查总长丁瑞宣布废除审查制度罢笔。

　　他的办公室在二战期间曾是令人畏惧的日本宪兵的审讯中心。这也是丁瑞(Tint Swe)的绰号“文学刑讯官”的来历。

　　“我们没有逮捕或拷问过任何人，不过我们得拷问他们的作品，”丁瑞说道，严肃的面孔掠过一丝笑意。

　　丁瑞是缅甸最后一任审查总长。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决定着公众能读到什么，而哪些内容则从官方历史中删除。

　　在近50年间，缅甸军政府在印刷前对每本书、每篇文章、每幅插图和照片以及每首诗都进行审查。对于寻求控制公民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军政府而言，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

　　审查办公室有一个奥威尔式的名字，叫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Press Scrutiny and Registration Division)。好几代作者对它感到忿忿不平。审查者返回的手稿上，经常整段整段都是红线。有时整本书、整篇文章都遭到禁止。对军方势力或政府腐败稍有微词，都会被删除。

　　缅甸以前的英文名字“Burma”也被删除，改为军政府喜欢的“Myanmar”。甚至是电话簿上的黄页也要通过审查办公室的审查。

　　大约100名审查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坐在老旧的柚木桌子旁的旧藤椅上工作。部分工作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但很多审查者的笔筒里还是放着红笔。这些办公室里杂乱地放着的一堆堆发霉的书、报纸和手稿，以至于办公室员工表示他们必须定期喷杀虫剂消灭蛀书虫。

　　最近，办公室里确实安静了。一个月前，丁瑞将国内知名的编辑和出版商都召集到这儿，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在存在了48年零14天后，审查制度即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政治群体看来，缅甸发生的政治变化——比如释放异见人士、激烈的议会辩论、新闻自由等——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困惑。在近年来的军事独裁历史上，几乎没有不经过暴力和流血而拱手让出权力的先例。唯有这次审查制度的终结，缅甸知识分子才有了解放的欢欣。

　　联合国——本周二，奥巴马总统用11月大选前最后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表重要讲演的机会，强有力地捍卫了美国的言论自由信念，全世界识字而又关心地球的人都更加信任美国。

　　共和党罗姆尼在所有论点上都反对奥巴马，唯有对言论自由信念，罗姆尼对奥巴马投了赞成票。

　　罗姆尼本周二也在纽约。他在反对党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主办的一次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大选季节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比尔·克林顿的寥寥数语能给一个人帮上大忙。”

　　民主党魁克林顿在为奥巴马助选时，对罗姆尼为就业的努力用了溢美之词。

　　奥巴马说，“作为我们国家的总统和三军统帅，我接受人们每天都会叫我各种坏名的事实。但我仍将捍卫他们这样做的权利。”

　　他的这番话，在宏大的会场上赢来一片喝彩声。

　　奥巴马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限制言论的努力可能成为消除批评和压迫少数族群的工具。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鉴于我们生活中信仰的力量，以及宗教分歧可以激起的情绪，对抗仇恨言论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压制，而是更多的言论自由。用宽容的声音来对抗偏执和亵渎的言论，来提升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 ”

　　他还说美国人“为了保护所有人表达观点的权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斗争并为此牺牲。”

　　奥巴马说：“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他们不用暴力，但总是把对美国、西方、或以色列的仇恨作为其政治的中心原则。是将这些人边缘化的时候了，因为他们为那些动用暴力的人提供掩护，有时也提供借口。”

　　奥巴马告诉联大：言论自由，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即使拍摄一段“粗俗恶心的视频”也是所有公民的一项权利。

　　如果，美国人才创新有天机，那就是言论自由。如果，社会结构是科技发展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取消了审查机制。

　　中国延安时代的康生，五十年代的陈伯达，文革的张春桥，今天的审查署都为历代代表选择了一套神灵光环。他的终极解释权大于宪法和公民权利。再科学完整的法制系统都受审查署的裁决。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00

警察动用武力的标准，国外普遍采取严格限制原则。不仅是实体法的限制，程序制约同样重要。
对于警察动用武力的标准，国外普遍采取严格限制原则。不仅是实体法的限制，程序制约同样重要。1990年9 月7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规定，“有意使用武力只是在严格地和不可避免地保护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允许。(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德国，警察开枪要遵循“最小动用武力原则”。开枪前必须表明身份；在遭遇拒捕或者警察受到生命威胁时才可以开枪，并只能打非致命部位；在对方没有武器、已缴械投降，或者歹徒手里有人质等情况下，警察不得开枪。警察一旦开枪，会有专门人员在对口头警告情况、开枪理由、目标距离等认定与分析后，形成书面报告并据此处理。

中国的恶警是怎么杀人的呢？我们希望你们有一个说法！:thumbup1::cool::rolleyes ::lol::mad: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01

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都很强，国内外十分关注，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党的坚强领导，是司法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介绍，“从改革措施的调研论证到改革方案的制定实施，这场改革自始至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
　　两次写进党代会报告，三次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使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党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心，增强了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信心。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透过中央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所体现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正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向是根本，领导是关键。司法改革的“方向定位”明确了，其“实现路径”才能清晰。从“积极稳妥”到“ 积极推进”，再到“深化”，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这也折射出我们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部署在一步步深入，司法改革工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基本思路越来越清晰。
　　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司法体制改革才得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作为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中央政法委员会始终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了加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督促和落实，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从中央部门到地方，从人大到政协，从专家到基层干警，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从党内干部到党外人士，都参与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论证和决策过程，纷纷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司法体制改革才得以有力有序地推进。围绕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到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一次次会议，一项项措施，使司法体制改革的近百项任务一项项落实到责任单位、一项项明确具体时间表，使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中得以积极稳妥地推进。

中共有多坚强呢？能够解释被精神病的很多人的情节吗？我们拭目以待！:cool: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03

蒋方舟CRP[MLC]006
1989年出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青年作家，《新周刊》主笔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很多年之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国家驱逐，在异乡写作，用笔写下对祖国的爱与憎恶，审判喂养自己长大的所有谎言。
这个小男孩可能是很多作家，他也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在高中毕业的历史考试中，他因为“在说明斯大林同志内战期间的作用方面犯了错误”，因此被莫斯科所有大学所拒绝，辗转多年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德鲁日尼科夫的成名作是《告密者001号：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帕夫利克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小英雄，地位大概比中国的赖宁还要高，无数少先队员为他流下泪水，无数作家为他颂歌，成千上万的纪念碑刻上他的名字，邮票和明信片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主要功绩是举报了他的父亲——某村的苏维埃主席，他父亲帮助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运动。帕夫利克的举报让父亲被定罪，被逮捕和被判流放十年。而帕夫利克也为“义举”付出了代价：他和其他四个亲戚一起，被 “反革命分子”谋杀在森林里。
随着帕夫利克被树为道德楷模，告密成为政权提倡的光荣，随即演化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清洗运动。
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1980年代开始调查这个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他的真相：帕夫利克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而另结新欢，嫉妒和愤怒的母亲一直向帕夫利克灌输对丈夫仇恨，派他告发，报复了自己的父亲。而帕夫利克则是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
作家还发现了最惊人的真相：杀害帕夫利克的，并不是官方宣传的“反革命”，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帕夫利克被一群无情的大人操纵着出生和死亡，直到成为了冰冷的塑像都没有抵抗的权利。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塑像——和其他所有伟人与罪人的塑像一起，被一根细钢丝穿过单薄肩膀，拖入苏维埃博物馆。
在写完《告密者001》号之后，德鲁日尼科夫又写了小说《针尖上的天使》，这部小说已出版中文版。
《针尖上的天使》讲述的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纸编辑部的故事。主人公《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被人放了一本禁书，他看了之后患上心肌梗塞。小说讲的就是他从住院到死亡的短短六十七天的故事。
故事写法很有意思，它是由层出不穷的人物推进，从司机、打字员、摄影记者、克格勃到最高领袖。其中最有趣的泌尿科专家，他专门治疗最高领袖的阳痿和花柳病，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机密。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事档案、证件、表格和自述，以及小传等等。所有人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刷在墙上的标语，没有几个人真正信奉，大多数人都是被动接受。
小说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条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
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象出各种全民的狂欢。他说：“ 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年轻人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
拉伯波尔说：“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放在当时的现实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拉伯波尔这一套堪称辉煌的自欺欺人。他的行为或许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依据中国学者徐元宫在《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的考据：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报一共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1、自我审查，2、政治编辑的思想政治审查，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 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中所虚构的《劳动真理报》，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被当做秘密，不允许报道。甚至连关于天气的消息也是秘密，民众只能知道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而且获知的永远是令人愉快的晴朗。
那么真相呢？人们关心真相么？虽然人们经历过长久的蒙蔽和自我欺骗，已经不再追问真相，甚至当公正的太阳终于照耀着它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
可贯穿《针尖上的天使》一书的，却是一部关于真相的手稿。
引发主人公心肌梗塞，最后死亡的禁书是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1839年的俄国》，书里描述了几百年前的俄国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你，只顾眼前并且忘了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死去。他们创造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就是这本书，让阅读它的人惊骇万分；让正在表演的人惊醒。
中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愚人颂》当中假设了一个经典的境况：人生如戏，人人都在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戏，把戏演完。另一种人，发现生活原来是一出戏，就努力离开舞台。第二种人错了，因为剧院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另一类生活在等着你。这场戏是唯一的演出。
《针尖上的天使》却并未赞同伊拉斯谟。即使努力离开舞台很难，但是并非不可能。在德鲁日尼科笔下，赫鲁晓夫时期仍有呼唤社会改革的人，虽然艰难，虽然根本不被任何人所看见，虽然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但他们正是“针尖上的天使”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0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８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８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审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过去５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回顾总结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同意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提交党的第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

中国革命党【马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2年12月26日在上海召开，特此通知。
会议将宣读《中国革命党【马列】告全国同胞书》，并选举中国革命党【马列】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特此通知！:cool::thumbup1::lol::mad::)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08

作家金满楼
http://weibo.com/jinmanlou

说真话，至少从微薄开始吧。//@王树兴: 我的痛苦在于，一天到晚只能对老婆说说真话、哈哈//@军事文学作家-八路: 我有一本说真话的书，不让出版。说假话的都出了。所以作家想说这话，但不得不说假话。//@王树兴: 那，我告诉您，说假话是作家的本事。//@作家金满楼: 我是个作家，说真话是我的本分。
◆◆
@作家金满楼：言论管制下，新闻无真相。辽宁盘锦村民抗拆迁被击毙案中，据村民的说法，警察开枪远不止一枪，造成祖孙三代一死三伤，其中死者王世杰身中三枪（胸口为致命伤），王父膀子和腿部各中一枪，王世杰的两个儿子也都受伤。目前，官方出动两百余特警抢走尸体，王世杰之妻已近精神失常。村民敢怒——不敢言！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13

关注新浪微博“神秘樊志德”
http://weibo.com/u/2629465462 :cool::thumbup1: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00:14

“杨达才被撤职，是网络持续反腐的成果，值得肯定。但如何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也考验着官民双方的智慧。”浙江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主任陈剩勇分析道，至少通过官员服饰反腐，不是长久之计。
　　从南京某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因“天价烟”落马，到麻城市委书记被网民冠以“麻城表弟”称号，直至杨达才被撤职。新闻事件中质疑官员服饰，渐成网民监督“反腐”的手段之一。
　　“过去的舆论监督主要依靠新闻媒体，而现在互联网技术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参与平台。网络反腐的突出特点是‘全民性’、‘自发性’和‘及时性’。比如微博，更是监督官员的一个利器。”陈剩勇表示，在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意义重大。
　　但也有人担忧：“网上对领导干部妆饰的穷追不舍，有娱乐化成分，甚至涉嫌网络暴力，作为非常规反腐渠道，还容易误伤好人。”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目前我们的公民建设比较滞后，在整体公民素养还不高、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同样存在“隐患”。
　　“比如，网络反腐首选需要信息对称，至少你要比较充分地知晓情况，你的判断才是有效的。但目前网络反腐大部分只能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从这些途径‘揪’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毛昭晖说，此外，个人监督的力量比较薄弱，同时还可能带有不良动机或情绪，“这让网络反腐往往‘真假相掺’，其客观性及权威性会打折扣。 ”
　　陈剩勇还指出，普通网民没有公安机关那样的调查取证权，多数只能靠人肉搜索，或靠曝光官员的个人隐私、家庭成员照片来反腐，“这对官员隐私的尊重不够，甚至触犯法律。”
　　陈剩勇进一步指出，他担心依靠“辨认”官员的服饰、香烟等反腐，难以为继。
　　毛昭晖也认为，目前环境相对宽松，很多问题容易暴露，“但随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后这种反腐方式的效用会下降。”
　　网络反腐的不确定性也令一些网民担忧。网民“生命太过潦草”称：“反腐靠网民，只能是悲哀。”另有网民慨叹：“微笑局长被撤只是一场偶然的胜利，还有多少‘表哥’、‘烟哥’、‘鞋哥’、‘酒哥’、‘镯哥’安然无恙？”
　　“说到底，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此外，政府官员也要积极地利用网络平台，主动回应质疑。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纪委应及时介入调查，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陈剩勇表示，“另一方面，网民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网络反腐同样需要恪守法律。”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22:20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大众面前。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人民日报》。1946.9.1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22:21

人民呼唤新的“文化大革命”！人民把毛泽东看成神，那是毛泽东在人民心中是神，有人说这是迷信，那你怎么不问问，人民为什么把毛泽东看成神?那是因毛泽东英明伟大，是因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没办法不把它看成神。没有他这样的神谁杀贪官污吏？谁来监督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谁心中装着人民，人民就会像对待神一样对待他，想把他不当神都不成。为什么人民现在呼唤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要不是毛泽东为人民利益，人民会呼唤毛泽东吗？搞了改革开放30年，颠覆了社会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现在谁呼唤邓小平？除了资本家有人呼唤吗？
请不要打压人民信仰毛泽东思想，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面前，你越打压就越证明毛泽东思想正确，人民就越信仰毛泽东思想。人民对毛泽东的正确认识，是在资产阶级30多年的批判和攻击中，觉醒后得到的。不管是谁在历史上要想留下好的名声，就必须像毛泽东一样为95%的人利益服务。不然历史和人民不会记得你，就是记住了，也是常常记住怎么骂你。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的运动多，是的，毛泽东的运动确实多，但这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教育干部，运动整的就是，不为人民服务和不搞社会主义的干部，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正是毛泽东为人民之处。一个国家，时刻都有变质的人存在。作为一个开国领袖，为了保证人民胜利果实不被敌人夺走，不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发动一系列的运动一点都不过分。变质的干部和人民的敌人，难道不该打击吗？你不打击他，就保护不了人民利益。现在不是不搞运动了吗？但已无官不贪了。要不要搞运动自己想去吧！
搞运动谁怕？劳动人民会怕运动吗？劳动人民不但不怕运动，还真想有运动来反贪。现在谁不想再来一次运动式的打击贪官污吏？要是有文革贪官污吏还敢贪吗？要是有文革不要命的就贪吧！就是反毛的右派们也不敢否认，有文革贪官就不敢贪，谁敢说有文革贪官敢贪就站出来说，看有没有人信。不信你就试试！现在骂文革的人不少，但要是允许用文革式的反贪，全中国十三亿人，会有十万人反对吗？除了贪官污吏，谁会反对用文革式的反贪？不信也可以试试。
当然，谁有170亿资产都会骂文革余孽，不骂文革怎么保得住这么大的资产？他们不会让改革开放得到的利益得而复失。他们怕失去的就是这一笔大的资产，谁有这么大资产都会来骂文革，傻瓜都明白，只有傻瓜不明白。现在已真是有钱人骂文革，没钱人想文革。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22:23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殖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资本家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资本家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资本家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末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资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停滞。

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

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另一方面，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了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了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历史”。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

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就宣称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我们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则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则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也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sunfarstar

5th November 2012, 22:24

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

一切资本主义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剩余价值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本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本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所引用的参考材料）。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

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

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则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 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sunfarstar

7th November 2012, 02:33

1967年10月9日的9声枪响之后，格瓦拉死了，一个偶像诞生了。

　　他是一个完人，萨特说。于是，格瓦拉从一个人成为一个英雄，从英雄成为一个偶像。

　　在革命战士中，他是战斗旗帜；在军事迷眼中，他是游击战大师；

　　在知识分子看来，他是旧秩序的造反者；在摇滚青年眼里，他和他们一道迷恋“甲壳虫”；

　　他的长发，召唤青年们去流浪；他冷峻的眼神，诱惑少女们去爱恋。

　　中国知青揣着他的日记越境打游击，法国学生举着他的画像冲击警察的街垒。他们一起高喊：

　　“切！切！切！”

　　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刽子手，杀人机器，无知的经济蛮干者，鲁莽的军事冒险家，甚至，隐含着精神病人的征象。

　　40年后，我们逐渐看到了两个格瓦拉，作为人和作为神。

　　1967年10月，来自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秘密枪决，他的死，成就了一个萨特所称的“ 我们时代的完人”。但随着越来越多资料被披露，越来越多的亲历者开口，在“切”的神圣光辉背后，出现了另一个格瓦拉。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1965年3月，切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1968年，巴黎的学生们高举着那张著名的格瓦拉肖像，口中呼喊着“切！切！切！”的口号走上街头，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着格瓦拉式的激情。

　　此时的格瓦拉，完成了从传奇到圣徒的转化。全世界所有的激进者都将这个职业革命家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一个贯穿整个时代的精神符号诞生。

　　可惜，人们对格瓦拉的符号化膜拜，距离那个真实的格瓦拉其实已经很远了。

　　格瓦拉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以往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认识，他的一生浪漫而悲壮，并且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叛逆色彩。当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在批判西方腐朽堕落时，格瓦拉在聆听来自“甲壳虫”的摇滚；当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丑化社会主义时，格瓦拉以他诗人般的气质，阳光般的微笑向西方世界述说他的革命浪漫。格瓦拉口中的雪茄与那张传遍世界的肖像似乎都在向西方述说着这样一个传奇：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纯粹的革命者，酷爱雪茄和名牌手表，喜欢打高尔夫，一生艳遇无数……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并没有丢下手中的枪，安安稳稳地坐在胜利的宝座上。在世人看来，他是扔下卡斯特罗给他的部长不当，继续出国闹革命去了，从刚果到玻利维亚。

　　最后，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格瓦拉安静地躺在停尸床上，眼神里透出纯真和平静。就连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阿尔波塔也回忆说：“我只是拍摄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有一种神圣和神化般的气氛。”

　　于是他的死就让他从这个时代中脱离，成为一个传奇。

　　传奇与死亡成就了格瓦拉，法国哲学家萨特称格瓦拉是“我们时代的完人”。但这个格瓦拉，是真实的格瓦拉吗？

　　他为什么离去

　　在古巴期间，格瓦拉的政坛足迹遍布古巴政治、农业、财政和军事。与此同时，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和注重实效的游击战马克思主义。与卡斯特罗相比，格瓦拉并不害怕将他的理论置于政治之上。1965年，二人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思想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从此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结局是格瓦拉离开古巴。

　　长久以来，对格瓦拉的离去，人们都是一种褒扬的态度，称赞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为“放弃权力，保持友谊”。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这样的权力核心，其间的难处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即使格瓦拉已经被卡斯特罗宣布为“生于古巴”，但他知道古巴人仍视格瓦拉为外国人。因而在现实中，对其个人野心设置了限制。古巴革命的胜利，只是格瓦拉式革命的一个部分，并非他革命的终结，也注定当这些权力斗争到来时他只能离开，放弃权力。

　　格瓦拉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虽然他的革命历程充满了激情，但其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却总不能忽视。

　　格瓦拉《游击战争》一书就揭示了他革命哲学的缺陷。他制定了一个组织农民进行卡斯特罗式革命的按部就班的计划，但却忽略了卡斯特罗在古巴实际上并没有创造一个农民革命。卡斯特罗革命胜利的转折点在于，城市中产阶级突然开始抛弃独裁政府，并且开始逃亡。

　　在实践中，格瓦拉通过打破他最重要的基本准则而与他的理论谬误之处达成了和解。

　　他的死也与自己的性格有关。在玻利维亚，格瓦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了解军队的能力，也错误地判断了农民的情绪——他们并不想革命。为了招募游击队员，格瓦拉不得不在街头雇佣士兵，并许诺以工作，然后威胁他们参加战斗。

　　格瓦拉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轻信当地人。他们给了一位当地妇女50比索，要求并威胁她对他们的行踪保密。但格瓦拉本人对此也并没有信心，他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件事。而正是这一点，终于让他被政府军围困在峡谷中而被俘。

　　血色浪漫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样评价他的老搭档。如果缺少格瓦拉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现在就很难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在其他时候，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难之间的轻重。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当时，他们亲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格瓦拉在信中叙述：“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人们发现一张格瓦拉在1957年写下的工作部署，这时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正从墨西哥转移到古巴。格瓦拉写到：“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的大屠杀有的与复仇和正义都没有关系，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为。这似乎是他对保护革命成果的一种认识——为了防范复辟。他看到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推翻，他认为阿本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处死他潜在的敌人。

　　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

　　Fontova还得到了当时卡瓦尼亚堡监狱牧师沙勿略的证词。沙勿略作为当时安抚这些死囚的牧师，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他们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记者，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我在5月就离开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们处死了55个人……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有幸拜见格瓦拉，会见的地点即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格瓦拉办公室里。斯台芬准时到达，正好听见格瓦拉向他的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一个人抽搐着倒下。这位受到刺激的记者立刻离开，并为此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 多人丧生。

　　两个研究格瓦拉文稿的研究员发现了一份前革命军指挥官吉米·科斯塔的证词。他说很多死刑的命令都是格瓦拉的意思。格瓦拉一直坚持“如果有疑点，干掉他”。甚至在胜利前夕，格瓦拉还命令他的纵队在古巴中部处死了 24个嫌疑人。

　　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所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196 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娅的女青年被当作反革命者处死。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据记录共有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在这些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两名修女。

　　格瓦拉是检察院的首脑，但很多死刑却未经审判。一名叫帕德罗的古巴军队上尉被法庭裁决为无罪，最终还是在格瓦拉的要求下被执行死刑。格瓦拉的一个亲信，检察官费纳多这样解释这一行为，他说：“我们把死刑作为社会预防的一种手段。”

　　《探寻真实的格瓦拉》引用的资料认为，1961年，杀戳也不仅仅限于卡瓦尼亚堡监狱以及数十个与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场。军队、警察在街头搜索着他们的目标。在6400万古巴人中，有30万人被投入监狱。不过，书中未注明上述数据的来源。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从共产党员到经济学家

　　取得古巴政权后，卡斯特罗庄严宣告，他和他的人民要为这个崭新的国家，创办一所同样崭新的银行，所急需的，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卡斯特罗想知道，他的同志中，是否就有他需要的人。

　　又是格瓦拉，他总是习惯第一个举手。让人难以置信，连卡斯特罗也诧异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笑了：“对不起，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这不知是事实还是传说。总之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这个昔日的医生，富于浪漫气息的革命者在一瞬间成为了国家核心管理层中的一员。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却未必有恰当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所有的经济事务在他看来，似乎都能通过革命激情来弥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他固然可以身先士卒，但可惜不能要求别人也同他有一样的觉悟。 1959年在古巴市场上有5.1亿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总量就达到了10亿，几个月后更是飙升到 11.8亿，而此时还有约4.7亿面值的比索即将投放。格瓦拉还曾动员古巴人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学校，码头搬货，去农场种地，工厂做工。记者的胶片一次次地记录下格瓦拉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并被当作一种革命宣传而四处散发。但好景不长，随着人们热情的退却，劳动不再义务。到1964年，格瓦拉所宣传的这种义务劳动已然名存实亡。在格瓦拉成为工业部长以后，他更是将自己的革命经济理念发挥到极致。格瓦拉从不讨论如何进行“物质刺激”，只是一味强调“精神鼓励”的重要。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