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arstar
7th August 2011, 12:30
在列宁身上，根本找不出还可能看来是自满的东西。成功不会使他自负，失败不会使他灰心。他坚持没有任何情况 人是不能够作出实践上的反应的。他是那些——正是在本人的生活实践中——获得较多成就，包括最重要成就的伟 大人物之一。尽管如此——或者或许因此——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清醒而不带感伤地谈到可能的或实际的失败： 『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聪明人是不犯基本的错误，并且知道如何立刻地、无痛苦 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种关于行动艺术极为朴实的论述，是比任何夸张的信仰表白还更适切地表达了他的基本态 度。他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的一种持久的行动、不断的斗争在这种世界里，他深信对他或他的对手而言，是没 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因此，他一生中的主导旋律就是：始终武装起来准备行动——准备正确的 行动。
列宁严肃的纯朴性因而对群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与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民 众领袖，没要半点花腔(与拉萨尔或托洛茨基相比较)。在私人场合与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他对一切玩弄漂亮词藻 、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的作法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于任何『过分的』东西表露出来的人的、政治的厌恶 ，他赋予一种客观的哲学根据：『……任何真理，……如果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 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 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反对布哈林依仗整体范畴的这一两面的、调和的折衷主义 。正是列宁特别的特色，才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应用一种哲学范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 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 僵化。』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这里考察支配着抽象哲学范畴应用的这一认识论条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学范畴，如何直 接作为修正实践的无上命令。
列宁的这种态度，可能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列宁在他的现实政治方面是正确的。他 反对站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以革命战争支持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 存在来打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这句话是历史上的平凡话。但是列宁的正确实践在这里正是仰赖理论上深入分 析整个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他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忽视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世界革命优 于任何个别事件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而是实践的)真理。但是，他补充说，就那种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言 ，『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来应用于每一种具体情况，都会变成空谈。』因此，真理和作为实践基础的革命词句之 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从当时必要和可能的革命斗争的确切状态推衍出来的，后者则不是。如果关于形势的理论 本质(它的特殊性)不允许真正的革命实践，那么，最崇高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都只会变成无谓的词句。这样 一种实践并不一定必须成功。在一九O五年革命时，列宁激烈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意见： 『我们本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列宁的根据是，这种失败自身推动着整个革命过程。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现实的任 何类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谈；比如，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国总是被 拿来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国相比较。同样地，当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O年的凯普政变之后，拟定了一些极富才智 的、自我批评的论点，作为这样一种政变万一再次发生时的指导路线时，据说列宁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德国 反动力量会完全重复这样一种突然的袭击呢?
这种答复的背后还有列宁生活中不断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险之后， 他去了瑞士。一到那里，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假期』，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 c)。同样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之后，当他非法匿居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时，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如何称赞午餐前 的面包：『所以现在『他们』不敢给我们坏面包。』列宁因为这种『对七月的日子所进行的阶级评价』感到惊奇和 高兴。他想到自己对这次事件和它们所提任务所做的综合分析。『至于说到面包，我没有了解需求，没有去思考它 ……。精神探讨每个事物的基础，为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通过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进行政治分析。』列宁毕生 都在学习，不论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是从一个工人关于面包的意见中。
不断的自我教育，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是列宁生活中实践绝对占第一性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一点——尤其 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经验主义者或强权政治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他不仅仅是从争论 与教育的角度来表述他对作为政治基础和尺度的这一总体范畴的主张。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他最弥足珍贵的伙伴 的要求还要严厉。普遍性、总体和具体的独特性是应该的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的现实的关键性质：了解这些性质的程 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实践真正效用的标准。
列宁严肃的纯朴性因而对群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与较早期的典型大革命家相比，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民 众领袖，没要半点花腔(与拉萨尔或托洛茨基相比较)。在私人场合与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他对一切玩弄漂亮词藻 、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的作法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于任何『过分的』东西表露出来的人的、政治的厌恶 ，他赋予一种客观的哲学根据：『……任何真理，……如果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 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对列宁来说，即使最普通的哲学范畴，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思辨上的一般性：作为理论上准备实践 的工具，它们总是适合实践的。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他反对布哈林依仗整体范畴的这一两面的、调和的折衷主义 。正是列宁特别的特色，才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应用一种哲学范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 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 僵化。』有启发意义的是，在这里考察支配着抽象哲学范畴应用的这一认识论条件所深化的抽象哲学范畴，如何直 接作为修正实践的无上命令。
列宁的这种态度，可能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列宁在他的现实政治方面是正确的。他 反对站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坚决主张以革命战争支持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因而正是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能不能 存在来打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这句话是历史上的平凡话。但是列宁的正确实践在这里正是仰赖理论上深入分 析整个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他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忽视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是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世界革命优 于任何个别事件就是一个真正的(因而是实践的)真理。但是，他补充说，就那种具体情况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言 ，『任何抽象真理，如果拿来应用于每一种具体情况，都会变成空谈。』因此，真理和作为实践基础的革命词句之 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从当时必要和可能的革命斗争的确切状态推衍出来的，后者则不是。如果关于形势的理论 本质(它的特殊性)不允许真正的革命实践，那么，最崇高的感情，最无私的奉献，都只会变成无谓的词句。这样 一种实践并不一定必须成功。在一九O五年革命时，列宁激烈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的意见： 『我们本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列宁的根据是，这种失败自身推动着整个革命过程。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现实的任 何类推和混淆，都直接地引向空谈；比如，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论战中，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法国总是被 拿来跟一九一八年的俄国相比较。同样地，当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O年的凯普政变之后，拟定了一些极富才智 的、自我批评的论点，作为这样一种政变万一再次发生时的指导路线时，据说列宁曾问过他们：你们怎么知道德国 反动力量会完全重复这样一种突然的袭击呢?
这种答复的背后还有列宁生活中不断的自我教育。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在一系列躲避警察追捕的冒险之后， 他去了瑞士。一到那里，他就决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地利用这个『假期』，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 c)。同样的，一九一七年七月事变之后，当他非法匿居在一个工人的家里时，他注意到这个工人如何称赞午餐前 的面包：『所以现在『他们』不敢给我们坏面包。』列宁因为这种『对七月的日子所进行的阶级评价』感到惊奇和 高兴。他想到自己对这次事件和它们所提任务所做的综合分析。『至于说到面包，我没有了解需求，没有去思考它 ……。精神探讨每个事物的基础，为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通过极为复杂而曲折的道路进行政治分析。』列宁毕生 都在学习，不论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是从一个工人关于面包的意见中。
不断的自我教育，始终接受新的经验教训，是列宁生活中实践绝对占第一性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一点——尤其 是他的自我教育方式——使他跟所有经验主义者或强权政治家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鸿沟。因为他不仅仅是从争论 与教育的角度来表述他对作为政治基础和尺度的这一总体范畴的主张。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他对他最弥足珍贵的伙伴 的要求还要严厉。普遍性、总体和具体的独特性是应该的而且必须采取行动的现实的关键性质：了解这些性质的程 度因而是衡量任何实践真正效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