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arstar
27th April 2011, 00:56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 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 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 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 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 ；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 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 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 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 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 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 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 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 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 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2]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 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 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3]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 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 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 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 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 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 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 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 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 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 二[4]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 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 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 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 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5]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 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 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 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 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 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 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6]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7]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 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8]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 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 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 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 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 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 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 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 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 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9]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10]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 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 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 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 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 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 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 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11]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 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 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 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 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12]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 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 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 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 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 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 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 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 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 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 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 ，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 ，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 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 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 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 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 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13]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 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 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 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 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 ，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 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14]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 。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 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 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 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 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 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 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 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15]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 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 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 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 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 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 ，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16]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 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 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 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 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
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 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 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 ，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 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 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 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 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 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 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17]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 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 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 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 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 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 ，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 ，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 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 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 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 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 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 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 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 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 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18]
[1] 彼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党内机关分公开部门和非公开部门。
[2] 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系从战前到战时设置于日本主要府县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组织。与接受县知事和警察部长指 挥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特高警察受内务省直接管辖。
[3] 见《日本的黑雾》（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版。（日）松本清张 著，文洁若 译）第128页。
[4] 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员、事发脱党后被捕、后又转向成为检方证人的追平雍喜在其著作《白鸟事件》（日本周报社 版）中的说法，截至1959年，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脱党者有36名，未脱党者有19名。
[5] 鹤田伦也在北京曾接受过日本时事通信社的独家采访。
[6] 位于静冈县中部的小渔港。
[7] 见《蜀国漂流记》（川口孝夫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57页。
[8] 见《日本共産党の戦後秘史》（兵本达吉 著，新潮文库，2005年11月版）第231页。
[9] 1952年5月1日，美军事占领结束3天后的五一劳动节，由日共及亲日共的左翼青年团体组织的大规模无产者 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广场行进的途中，与警察部队发生混战。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轻伤者750名；示威者 方面死亡1名，重轻伤者200名；除此之外，还有11名外国人负伤。共有由1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 中261名被以骚扰罪起诉，最终16人被判决有罪。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负面影响，在 事发5个月后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日共一举失掉在众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众院席位才恢复到与 事件前相当的水平。
[10] 见《蜀国漂流记》第2页。
[11]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2]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3] 见《蜀国漂流记》第13页。
[14] 见《蜀国漂流记》第16页。
[15] 指投机倒把者。
[16] 见《蜀国漂流记》第42页。
[17] 见《蜀国漂流记》第63页。
[18] 见《蜀国漂流记》第79页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 ；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 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 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 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 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 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 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 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 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 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2]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 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 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3]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 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 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 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 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 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 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 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 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 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 二[4]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 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 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 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 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5]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 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 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 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 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 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 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6]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7]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 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8]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 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 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 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 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 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 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 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 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 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9]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10]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 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 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 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 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 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 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 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11]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 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 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 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 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12]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 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 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 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 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 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 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 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 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 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 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 ，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 ，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 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 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 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 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 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13]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 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 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 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 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 ，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 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14]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 。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 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 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 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 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 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 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 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15]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 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 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 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 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 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 ，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16]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 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 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 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 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
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 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 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 ，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 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 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 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 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 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 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17]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 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 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 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 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 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 ，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 ，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 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 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 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 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 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 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 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 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 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18]
[1] 彼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党内机关分公开部门和非公开部门。
[2] 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系从战前到战时设置于日本主要府县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组织。与接受县知事和警察部长指 挥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特高警察受内务省直接管辖。
[3] 见《日本的黑雾》（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版。（日）松本清张 著，文洁若 译）第128页。
[4] 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员、事发脱党后被捕、后又转向成为检方证人的追平雍喜在其著作《白鸟事件》（日本周报社 版）中的说法，截至1959年，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脱党者有36名，未脱党者有19名。
[5] 鹤田伦也在北京曾接受过日本时事通信社的独家采访。
[6] 位于静冈县中部的小渔港。
[7] 见《蜀国漂流记》（川口孝夫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57页。
[8] 见《日本共産党の戦後秘史》（兵本达吉 著，新潮文库，2005年11月版）第231页。
[9] 1952年5月1日，美军事占领结束3天后的五一劳动节，由日共及亲日共的左翼青年团体组织的大规模无产者 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广场行进的途中，与警察部队发生混战。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轻伤者750名；示威者 方面死亡1名，重轻伤者200名；除此之外，还有11名外国人负伤。共有由1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 中261名被以骚扰罪起诉，最终16人被判决有罪。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负面影响，在 事发5个月后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日共一举失掉在众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众院席位才恢复到与 事件前相当的水平。
[10] 见《蜀国漂流记》第2页。
[11]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2] 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13] 见《蜀国漂流记》第13页。
[14] 见《蜀国漂流记》第16页。
[15] 指投机倒把者。
[16] 见《蜀国漂流记》第42页。
[17] 见《蜀国漂流记》第63页。
[18] 见《蜀国漂流记》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