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ux
10th January 2011, 18:27
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星期一, 10 一月 2011.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曾用名：李福仁）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者》杂志第8期，如有读者有兴趣订阅本杂志和了解更多情况，请联络sheuizhuy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编 者注】南非革命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给与托洛茨基的报告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0年代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英勇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进行 了描述。作为一个非法组织，托洛茨基主义者面临来自国民党专制政权、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和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共的镇压与打击。尽 管存在如此诸多的障碍，由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和观点所武装起来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明确工人阶级在政治生 活中占主导地位，并努力在一些关键城市建立其地 下组织并产生重要影响。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鼓励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重新审视托洛茨基主义 ，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以 下文章来自于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的第9页到第20页的内容，该份报告是从哈佛大学霍顿图 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其文档编号为 T2.16872。该份报告证实了当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工人斗争而关注于农民游击战争时，中国托洛茨 基主义者着力于工人阶级斗争。该报告中使用英文 化名史尼尔（Niel Sih）者的真实姓名是刘仁静，他曾是弗兰克-格拉斯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主要盟友。刘仁静此后在1937年因遭受国民党酷刑而加入国民党， 1949后他 得到毛泽东原谅而与之言归于好。本文写于1939年末并得到了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的说明，根据霍顿档案记录，该文于1月21日寄给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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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目前我们的在中国运动。我的信息有效性只到达9月1日，我离开上海之时。同样，所有的关于我们组 织的信息与数据都只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已。就连我们自己同志内部对于例如成员人数等事实与信息有不同的观点 。
中 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于 1931年，大约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四年之后。政变后，这些革命者自己从斯大林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里脱离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得 益于来自南非的格雷夫斯同志[弗兰克-格拉斯]的支持，这些团体得以团结和巩固并在1931年正式成立同盟。
目前我们党在全国各地大约有 5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是活跃成员。其分布大致如下：100名成员在上海；100名成员在福州，一个上海 与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之间的港口城市；在相邻的 香港和九龙半岛有100名成员；中山市有100名成员，这是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城市；其余的成员遍布 中国。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一些 人认为这一数字为 500，其他一些人认为200人更准确。而这场战争使人们无法正确了解整个情况。
同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准确说明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密切的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界中。这反映 在人们广泛地参考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的各种出版物。
1． 我 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自1921年以来就参与中国运动。除一名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中央 委员会成员已在国民党监狱。其中一位表现突出值 得提及的的同志是王文元 [王凡西] ，他从在莫斯科时代开始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位同志是彭述之，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另外有郑同志[郑超麟]原来也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陈 其昌同志和楼同志与韩同志。
在全体同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工人，此外一些是知识分子或白领。
除极少数情况外，所有党的工作 都是非法的。在1937年8月前，我们共有约50名同志被捕入狱，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不晚于1937年1 2月南京陷落，这些同志在不同的时间间陆续被释 放。战争开始前，我们的同志被发现就被捕，两届中央委员会被集体逮捕。这些逮捕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或与英国 或法国租界警察合作，逮捕的。一般情况下，国民 党目前不针对我们的同志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除非我们的同志参与非法活动。国民党对我们同志的威胁已经暂时 减弱。
在上海的这两个外国租界地区，我们的同志现在相对安全。但是，英国或法国警察根据日本刽子手的要求不经审判 而把他们移交给日本人。截至我离开的时候，过去两年内
我们没有同志在上海被逮捕。
在 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我们同志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格别乌（GPU——苏联情报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 克格勃（KGB）的前身）和斯大林主义者。我们 的几位同志，包括刘仁静与彭同志都收到对方送来的恐吓信和这样或那样的警告，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斯大林主义 者或者格别乌。通过将我们同志的名字和他们的出 版物与日本傀儡联系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正为他们带来暗杀。当然，在上海的同志最大程度上注意这一事项 。其中担心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出的几个已经将生活 完全隐藏起来。
近日，上海的斯大林者出版了一份中文小册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一般通常的指控，其 中很多指控已经 通过对我们友好的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声明。由于找不到任何“犯罪行为”，斯大林主义者往往诉诸个人诽谤，例 如小册子声称，“'几乎所有的托派都是同性恋 者，并在浴室内举行狂欢”。另一个“罪行”是指控格雷夫斯同志写了针对伊萨可同志的《中华革命的悲剧》一书 。
这些诽谤不时出现在斯大林主 义者的报纸上。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在重庆声称陈独秀同志正与日本合作，是个“反革命托派 ”。约30名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很多是 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写了有力声明驳斥这一说法。这一驳斥声明与作者的签名被广泛刊登在报纸上。自此以后， 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公开提及过陈独秀。陈独秀也发 表了声明响应这一指责，文章得到广泛印刷，揭露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指责与破坏。
在上海，我们党通过同情者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收回发表的指责彭述之同志是日本傀儡的文章。这两个例子表明，斯 大林主义者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在中国对我们进行的诽谤运动。
在 香港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英国政府给斯大林主义者全权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但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一机会。 我们的几位同志曾经领导一场罢工反对在日本渔船 上工作。他们被逮捕并在狱中度过几个星期。我们的同志从英国的警方人员处得知对他们的逮捕是因为斯大林主义 者对我们同志背叛的结果。随后，可能因此作为此 事的直接结果，香港政府通过的法律为逮捕，监禁，流放，或不经审判的任何中文。我们几个同志被 迫离开香港。
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工作也同 样困难。已经颁布死刑以处罚罢工“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早在1938年我们两个 同志在史尼尔[刘仁静]同志的协助下出版了合法的杂志《斗争 之路》。但这本杂志在出版两期后就遭到取缔。陈独秀同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政府至少禁止其中一半得 以发表。其中有一篇包括对日本军队的呼吁。据我 们所知，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同志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被逮捕。但是至少有其中一人罗汉同志，一位老革命 者，在重庆死于日本的空袭。
前 一段时间，汉口的学生组织了一场抗日示威。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这次示威。但是警察在示威进行时禁止了这场示 威。他们只能依靠向学生开枪并打死其中一人而成 功地阻止示威。愤怒的学生袭击了一名需要承担为此责任的便衣。他的衣服被撕破，同学们发现该男子是蒋介石的 恐怖主义集团蓝衣社的成员。而这个事件没有在中 国任何的报纸上得以报导，也包括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出版物上。
游击队
在日本控制下的 地区，很少有我们的同志，除了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中山地区。自从1938年秋广州陷落以来，当地 有5到12名我们的同志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领导 的一支100至200名战士的游击对。据报告我们的同志参与与日本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并取得成功。这些同 志是由一名资深的省港大罢工参与者所领导。在日 本人控制的地区 ，日本军方通常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这一指控可能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一个日本兵卷烟，没 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 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是针对整个人群。无数村庄因为被日本人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 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这些故 事绝不是空想。他们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恐怖统治的结果是多数原本企图返回自己农村的农民在大多数 情况下得不到外国租界、城市或内地去寻求庇护。 据估计，这场战争在中国产生不少于 6千万难民。
党现阶段的工作集中在翻译和出版、加强领导层和增加成员。有比较小规模的鼓动工作，目前因为工人仍然相对夏 季， 所以这方面的努力被证明徒劳无功。但是传单作为特殊的场合经常用中文和日语发行。
我 们党目前定期出版两份报纸。《斗争》每月发行一次或两次，每期1000份；以小报格式出现，四到八页，流通 全国。《斗争》在上海发行，1936年以来一直 保持定期出版，虽然前两年有段时间出版时间不够规则。《火星》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定期出版。这也是 每月发行一次或两次，四到八页，小报格式，每次 1000份，全国流通。这些报纸的印刷机器是由我们的同志设计和建造，印刷和出版工作也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 。印刷机实际上是无声的而且非常巧妙。印刷机也 可用印刷各种小册子、宣传单张和内部刊物等。 所有我们在中国发行的数据都是印刷的，工人们不必要看一份油印资料。
我们的同志从报社和印 刷厂偷来了大部分的字模。本来我们的同志有一位同情者负责印刷。但这位同情者逐步提高自己的价格。从而形成 一个危机。最后，格雷夫斯同志和其他同志冒充外 国警官一举“扫荡”这个出版社并拿走了印刷机和字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完成。从那时起，组织 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社。
我们报纸的发送遇到许多问题。但由于有同情者在邮政局，众多报纸能通过邮寄发送。其他则由我们的同志和同情 者在工厂和难民中进行散发。我们的同志估计我们的报纸每份至少有四个读者。
在 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国民党的影响力在上海消失，我们的同志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合法出版一些马克思 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得到 一位出版商同情者的大力协助是，而一位外国同志为这一目的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以享受外国保护。现在我们的 同志编辑出版了合法的月刊（虽然不是以党的名 义），这是第一次我们党合法出版书籍以外的刊物。这份月刊称为《动向》，英文为《生活时代》（ The Living Age），第一次印刷了1000份，几乎销售一空。这是中国唯一一份预测莫斯科与柏林会签订条约的杂志，该 杂志获得了巨大威望，只要不被禁止，本可能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同情者们还为儿童出版一份合法的日报，有3000份的发行量。最近，不少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籍也得以合法出版。才 外还发行一些其他书籍，
包括塞尔（V Serge）的《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 Lenin to Stalin），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自苏联归来》和《自苏联归来修正版》（Retour and Retouches），马尔罗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征服者》（Les Conquerants），及塞隆（Ignazio Silone）的方塔马拉（Fontamara）。这意味着大量的翻译工作，平均需要两个同志工作三至六个 月的时间。目前我们的同志正在翻译《斯大林伪造 学说》（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和《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由于我们的同志外语好的不多，所以翻译工作仍将非常缓慢。而且这些同志必须为维持 自己的生活翻译资产阶级所关注内容。
释放
据 我们所知，自从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在被逮捕的同志或其他同志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背叛。已经有约五位同志脱党， 三人发生在1936年前。 1937年3月，刘仁静同志得以在其刑期到期的四个月前提前释放，他向国民党投降，但没有背叛。刘仁静已经 被从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声称他遭遇了不公平的待 遇。一度他曾与我们的一些同志有密切联系，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合法的工作，但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军事委员 会的宣传部，史同志（史朝生），一位非常能干和 有才华的同志，1937年12月从监狱中被释放。他现在精神失常并已出家成为一个和尚。他声称发现了一种新 理论，并坚持要求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寄去几卷中文 的佛教经典——供托洛茨基同志审阅。
陈独秀同志1937年8月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随后，他去了汉口，在那里他为几家合法的刊物写作 。当斯 大林主义者指陈独秀是托派时，陈独秀公开表示他用自己的名字写作，而不为任何政党或团体服务。后来，一位《 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也是我们亲近的同情者，采 访了陈独秀同志。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采访很不成功，据说陈独秀同志认为如果日本成功地征服了中国，这从任 何角度来说对于革命运动是最好的。幸运的是该记 者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次采访而拯救了我们的同志。陈独秀同志关于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团体的说法在我们年轻的同 志中引起巨大愤怒。最后，一位同志被派往拜访陈 独秀同志并带回报告如下：陈独秀同志百分之百地赞同第四国际，但不公开地向任何政党表示效忠。从本质上讲， 同志们决定既不公开否认也不公开承认陈独秀同志 是我们的成员，只要他在整体上证明对于运动是有益的就行。我相信这是目前陈独秀同志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多岁 了，而且多病。他现在住在重庆附近，据说由于过 于病重甚至无法写作。我们曾经尝试说服陈独秀同志去美国。当时当最后他同意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旅行申请 被国民党方面拒绝，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 他进行旅行。由于他的相对不再活跃和他的巨大威望，我个人相信陈独秀同志不会遭受任何来自国民党或格别乌的 危胁。但他确实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除 了陈独秀的情况外，过去的三年中党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派系纷争。有一些小的争议。一，我们的同志是否要在抗日 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战争的冲击这一争议已 经消失。另外，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截至我离开的时候，关于应该“无条件保卫苏联，还是有 条件保卫苏联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党一致站在 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态度上。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组织不受任何严重的派系纷争影响。这是一个紧密而有良好组织基 础的组织。几乎完全没有小心眼和政治内斗。从 1931年到1937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纠纷和派系斗争。这主要是由于关于斯大林主义遗留的影响。在这些 年的争议中，当事人形成坚实的基础，领导人接受 了教育，纲领变得明确而坚定。
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但组成简单地说，两个外国租界被包围在中国管辖的地区内。后面这些地区 现在都在日本 人手中。至少有一半的中国工业坐落在这些中国管辖地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日本人征服的地区，工业已 完全被粉碎，至今没有任何复苏。但是在上海的外 国租界和香港工业发达。生活成本在过去两年大增。单是房屋租金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食品至少涨了百分之 五十。中国货币贬值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大产业 的工资提高约百分之十五，但现实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棉纺厂的平均工资约为15上海元，这样的工作 需要每天12小时工作，每月只有一天假期。换成 美元大约是1.15美元。这些条件，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工人和农民因为战争而完全的消极 ，使我们的组织赢得新成员变得非常困难。不过， 也有几位新同志加入，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特别是后者。第一次，有几位妇女同志加入。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党 唯一控制的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福州保持经济“繁 荣”的同时，我们的力量得到突飞猛进。同样在更小的程度上，在西南的一些重要交通和工业中心城市，如桂林和 云南府（昆明）等我们也取得重要进展。
星期一, 10 一月 2011.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曾用名：李福仁）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者》杂志第8期，如有读者有兴趣订阅本杂志和了解更多情况，请联络sheuizhuy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编 者注】南非革命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给与托洛茨基的报告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0年代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英勇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进行 了描述。作为一个非法组织，托洛茨基主义者面临来自国民党专制政权、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 和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共的镇压与打击。尽 管存在如此诸多的障碍，由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和观点所武装起来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明确工人阶级在政治生 活中占主导地位，并努力在一些关键城市建立其地 下组织并产生重要影响。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鼓励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重新审视托洛茨基主义 ，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以 下文章来自于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的第9页到第20页的内容，该份报告是从哈佛大学霍顿图 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其文档编号为 T2.16872。该份报告证实了当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工人斗争而关注于农民游击战争时，中国托洛茨 基主义者着力于工人阶级斗争。该报告中使用英文 化名史尼尔（Niel Sih）者的真实姓名是刘仁静，他曾是弗兰克-格拉斯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主要盟友。刘仁静此后在1937年因遭受国民党酷刑而加入国民党， 1949后他 得到毛泽东原谅而与之言归于好。本文写于1939年末并得到了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的说明，根据霍顿档案记录，该文于1月21日寄给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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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目前我们的在中国运动。我的信息有效性只到达9月1日，我离开上海之时。同样，所有的关于我们组 织的信息与数据都只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已。就连我们自己同志内部对于例如成员人数等事实与信息有不同的观点 。
中 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于 1931年，大约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四年之后。政变后，这些革命者自己从斯大林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里脱离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得 益于来自南非的格雷夫斯同志[弗兰克-格拉斯]的支持，这些团体得以团结和巩固并在1931年正式成立同盟。
目前我们党在全国各地大约有 5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是活跃成员。其分布大致如下：100名成员在上海；100名成员在福州，一个上海 与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之间的港口城市；在相邻的 香港和九龙半岛有100名成员；中山市有100名成员，这是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城市；其余的成员遍布 中国。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一些 人认为这一数字为 500，其他一些人认为200人更准确。而这场战争使人们无法正确了解整个情况。
同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准确说明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密切的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界中。这反映 在人们广泛地参考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的各种出版物。
1． 我 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自1921年以来就参与中国运动。除一名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中央 委员会成员已在国民党监狱。其中一位表现突出值 得提及的的同志是王文元 [王凡西] ，他从在莫斯科时代开始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位同志是彭述之，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另外有郑同志[郑超麟]原来也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陈 其昌同志和楼同志与韩同志。
在全体同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工人，此外一些是知识分子或白领。
除极少数情况外，所有党的工作 都是非法的。在1937年8月前，我们共有约50名同志被捕入狱，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不晚于1937年1 2月南京陷落，这些同志在不同的时间间陆续被释 放。战争开始前，我们的同志被发现就被捕，两届中央委员会被集体逮捕。这些逮捕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或与英国 或法国租界警察合作，逮捕的。一般情况下，国民 党目前不针对我们的同志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除非我们的同志参与非法活动。国民党对我们同志的威胁已经暂时 减弱。
在上海的这两个外国租界地区，我们的同志现在相对安全。但是，英国或法国警察根据日本刽子手的要求不经审判 而把他们移交给日本人。截至我离开的时候，过去两年内
我们没有同志在上海被逮捕。
在 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我们同志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格别乌（GPU——苏联情报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 克格勃（KGB）的前身）和斯大林主义者。我们 的几位同志，包括刘仁静与彭同志都收到对方送来的恐吓信和这样或那样的警告，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斯大林主义 者或者格别乌。通过将我们同志的名字和他们的出 版物与日本傀儡联系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正为他们带来暗杀。当然，在上海的同志最大程度上注意这一事项 。其中担心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出的几个已经将生活 完全隐藏起来。
近日，上海的斯大林者出版了一份中文小册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一般通常的指控，其 中很多指控已经 通过对我们友好的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声明。由于找不到任何“犯罪行为”，斯大林主义者往往诉诸个人诽谤，例 如小册子声称，“'几乎所有的托派都是同性恋 者，并在浴室内举行狂欢”。另一个“罪行”是指控格雷夫斯同志写了针对伊萨可同志的《中华革命的悲剧》一书 。
这些诽谤不时出现在斯大林主 义者的报纸上。但是，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在重庆声称陈独秀同志正与日本合作，是个“反革命托派 ”。约30名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很多是 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写了有力声明驳斥这一说法。这一驳斥声明与作者的签名被广泛刊登在报纸上。自此以后， 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公开提及过陈独秀。陈独秀也发 表了声明响应这一指责，文章得到广泛印刷，揭露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指责与破坏。
在上海，我们党通过同情者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收回发表的指责彭述之同志是日本傀儡的文章。这两个例子表明，斯 大林主义者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在中国对我们进行的诽谤运动。
在 香港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英国政府给斯大林主义者全权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但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一机会。 我们的几位同志曾经领导一场罢工反对在日本渔船 上工作。他们被逮捕并在狱中度过几个星期。我们的同志从英国的警方人员处得知对他们的逮捕是因为斯大林主义 者对我们同志背叛的结果。随后，可能因此作为此 事的直接结果，香港政府通过的法律为逮捕，监禁，流放，或不经审判的任何中文。我们几个同志被 迫离开香港。
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工作也同 样困难。已经颁布死刑以处罚罢工“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早在1938年我们两个 同志在史尼尔[刘仁静]同志的协助下出版了合法的杂志《斗争 之路》。但这本杂志在出版两期后就遭到取缔。陈独秀同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政府至少禁止其中一半得 以发表。其中有一篇包括对日本军队的呼吁。据我 们所知，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同志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被逮捕。但是至少有其中一人罗汉同志，一位老革命 者，在重庆死于日本的空袭。
前 一段时间，汉口的学生组织了一场抗日示威。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这次示威。但是警察在示威进行时禁止了这场示 威。他们只能依靠向学生开枪并打死其中一人而成 功地阻止示威。愤怒的学生袭击了一名需要承担为此责任的便衣。他的衣服被撕破，同学们发现该男子是蒋介石的 恐怖主义集团蓝衣社的成员。而这个事件没有在中 国任何的报纸上得以报导，也包括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出版物上。
游击队
在日本控制下的 地区，很少有我们的同志，除了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中山地区。自从1938年秋广州陷落以来，当地 有5到12名我们的同志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领导 的一支100至200名战士的游击对。据报告我们的同志参与与日本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并取得成功。这些同 志是由一名资深的省港大罢工参与者所领导。在日 本人控制的地区 ，日本军方通常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这一指控可能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一个日本兵卷烟，没 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 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是针对整个人群。无数村庄因为被日本人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 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这些故 事绝不是空想。他们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恐怖统治的结果是多数原本企图返回自己农村的农民在大多数 情况下得不到外国租界、城市或内地去寻求庇护。 据估计，这场战争在中国产生不少于 6千万难民。
党现阶段的工作集中在翻译和出版、加强领导层和增加成员。有比较小规模的鼓动工作，目前因为工人仍然相对夏 季， 所以这方面的努力被证明徒劳无功。但是传单作为特殊的场合经常用中文和日语发行。
我 们党目前定期出版两份报纸。《斗争》每月发行一次或两次，每期1000份；以小报格式出现，四到八页，流通 全国。《斗争》在上海发行，1936年以来一直 保持定期出版，虽然前两年有段时间出版时间不够规则。《火星》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定期出版。这也是 每月发行一次或两次，四到八页，小报格式，每次 1000份，全国流通。这些报纸的印刷机器是由我们的同志设计和建造，印刷和出版工作也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 。印刷机实际上是无声的而且非常巧妙。印刷机也 可用印刷各种小册子、宣传单张和内部刊物等。 所有我们在中国发行的数据都是印刷的，工人们不必要看一份油印资料。
我们的同志从报社和印 刷厂偷来了大部分的字模。本来我们的同志有一位同情者负责印刷。但这位同情者逐步提高自己的价格。从而形成 一个危机。最后，格雷夫斯同志和其他同志冒充外 国警官一举“扫荡”这个出版社并拿走了印刷机和字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完成。从那时起，组织 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社。
我们报纸的发送遇到许多问题。但由于有同情者在邮政局，众多报纸能通过邮寄发送。其他则由我们的同志和同情 者在工厂和难民中进行散发。我们的同志估计我们的报纸每份至少有四个读者。
在 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国民党的影响力在上海消失，我们的同志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合法出版一些马克思 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得到 一位出版商同情者的大力协助是，而一位外国同志为这一目的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以享受外国保护。现在我们的 同志编辑出版了合法的月刊（虽然不是以党的名 义），这是第一次我们党合法出版书籍以外的刊物。这份月刊称为《动向》，英文为《生活时代》（ The Living Age），第一次印刷了1000份，几乎销售一空。这是中国唯一一份预测莫斯科与柏林会签订条约的杂志，该 杂志获得了巨大威望，只要不被禁止，本可能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同情者们还为儿童出版一份合法的日报，有3000份的发行量。最近，不少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籍也得以合法出版。才 外还发行一些其他书籍，
包括塞尔（V Serge）的《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 Lenin to Stalin），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自苏联归来》和《自苏联归来修正版》（Retour and Retouches），马尔罗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征服者》（Les Conquerants），及塞隆（Ignazio Silone）的方塔马拉（Fontamara）。这意味着大量的翻译工作，平均需要两个同志工作三至六个 月的时间。目前我们的同志正在翻译《斯大林伪造 学说》（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和《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由于我们的同志外语好的不多，所以翻译工作仍将非常缓慢。而且这些同志必须为维持 自己的生活翻译资产阶级所关注内容。
释放
据 我们所知，自从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在被逮捕的同志或其他同志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背叛。已经有约五位同志脱党， 三人发生在1936年前。 1937年3月，刘仁静同志得以在其刑期到期的四个月前提前释放，他向国民党投降，但没有背叛。刘仁静已经 被从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声称他遭遇了不公平的待 遇。一度他曾与我们的一些同志有密切联系，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合法的工作，但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军事委员 会的宣传部，史同志（史朝生），一位非常能干和 有才华的同志，1937年12月从监狱中被释放。他现在精神失常并已出家成为一个和尚。他声称发现了一种新 理论，并坚持要求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寄去几卷中文 的佛教经典——供托洛茨基同志审阅。
陈独秀同志1937年8月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随后，他去了汉口，在那里他为几家合法的刊物写作 。当斯 大林主义者指陈独秀是托派时，陈独秀公开表示他用自己的名字写作，而不为任何政党或团体服务。后来，一位《 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也是我们亲近的同情者，采 访了陈独秀同志。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采访很不成功，据说陈独秀同志认为如果日本成功地征服了中国，这从任 何角度来说对于革命运动是最好的。幸运的是该记 者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次采访而拯救了我们的同志。陈独秀同志关于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团体的说法在我们年轻的同 志中引起巨大愤怒。最后，一位同志被派往拜访陈 独秀同志并带回报告如下：陈独秀同志百分之百地赞同第四国际，但不公开地向任何政党表示效忠。从本质上讲， 同志们决定既不公开否认也不公开承认陈独秀同志 是我们的成员，只要他在整体上证明对于运动是有益的就行。我相信这是目前陈独秀同志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多岁 了，而且多病。他现在住在重庆附近，据说由于过 于病重甚至无法写作。我们曾经尝试说服陈独秀同志去美国。当时当最后他同意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旅行申请 被国民党方面拒绝，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 他进行旅行。由于他的相对不再活跃和他的巨大威望，我个人相信陈独秀同志不会遭受任何来自国民党或格别乌的 危胁。但他确实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除 了陈独秀的情况外，过去的三年中党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派系纷争。有一些小的争议。一，我们的同志是否要在抗日 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战争的冲击这一争议已 经消失。另外，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截至我离开的时候，关于应该“无条件保卫苏联，还是有 条件保卫苏联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党一致站在 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态度上。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组织不受任何严重的派系纷争影响。这是一个紧密而有良好组织基 础的组织。几乎完全没有小心眼和政治内斗。从 1931年到1937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纠纷和派系斗争。这主要是由于关于斯大林主义遗留的影响。在这些 年的争议中，当事人形成坚实的基础，领导人接受 了教育，纲领变得明确而坚定。
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但组成简单地说，两个外国租界被包围在中国管辖的地区内。后面这些地区 现在都在日本 人手中。至少有一半的中国工业坐落在这些中国管辖地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日本人征服的地区，工业已 完全被粉碎，至今没有任何复苏。但是在上海的外 国租界和香港工业发达。生活成本在过去两年大增。单是房屋租金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食品至少涨了百分之 五十。中国货币贬值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大产业 的工资提高约百分之十五，但现实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棉纺厂的平均工资约为15上海元，这样的工作 需要每天12小时工作，每月只有一天假期。换成 美元大约是1.15美元。这些条件，再加上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工人和农民因为战争而完全的消极 ，使我们的组织赢得新成员变得非常困难。不过， 也有几位新同志加入，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特别是后者。第一次，有几位妇女同志加入。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党 唯一控制的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福州保持经济“繁 荣”的同时，我们的力量得到突飞猛进。同样在更小的程度上，在西南的一些重要交通和工业中心城市，如桂林和 云南府（昆明）等我们也取得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