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arstar
26th July 2010, 03:57
中国需要政治的整合力量
----两票制与香港民主的制度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0年7月
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
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 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 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
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 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 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 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 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 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
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 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 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
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 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 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 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 。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 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
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
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 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 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 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 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 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 制度安排。
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 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 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 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 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
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 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 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 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
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 。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 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 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
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 ，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 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
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 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 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 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 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
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 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 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 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 ，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 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 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 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 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 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 。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 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 个过程。
----两票制与香港民主的制度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0年7月
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
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 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 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
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 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 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 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 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 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
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 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 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
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 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 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 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 。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 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
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
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 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 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 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 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 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 制度安排。
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 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 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 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 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
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 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 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 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
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 。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 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 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
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 ，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 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
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 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 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 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 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
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 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
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 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 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 ，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 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 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 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 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 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 。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 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 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