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arstar
20th May 2010, 02:46
我们为何而读书？
李云雷
1、
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 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 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 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 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 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 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 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 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 ，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 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 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 ，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 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 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 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 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 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 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 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 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到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 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 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 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 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 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 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 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 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 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 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 。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 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千块钱，而现在 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 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 ，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 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 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 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 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娇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 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 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 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北京大学30年来出身于农村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 人不得不反思。
2、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 、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 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 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 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 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 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为人看不 起，因为是农民的子女，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 父母与乡村，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 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 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或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会议论纷 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凭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 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 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19 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 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 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 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 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 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由于我们将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 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外国又 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 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 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 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 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 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 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 ？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捷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 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 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 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 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俄 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 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 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轻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 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 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与关于 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 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 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 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 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 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 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 ，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 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 ，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 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底层文 学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底层与文学的一个交集。
3、
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 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而在 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精英垄断。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 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 面形成了一种垄断，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利益，而且试图将他们的垄断永久持续下去， 这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 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如今，不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中产阶级与 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在分化与瓦解。最近出版的《蚁族》一书，描述了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 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底层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 ，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社会从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 化，也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表现。如果底层青年被堵死了一切出路，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至 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对个人奋斗、竞争、成功的神化，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 想，在他们的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精英阶层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断 强化他们这一想象。但在现实中，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 。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 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 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 平等的，他们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奋斗，其所 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说在198090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 经越来越狭小了。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 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关注底层与底 层青年的命运，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 相关。
就我个人来说，置身于现实之中，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我在乡村生活了十八年，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 同样的年数。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了鲁迅的故乡经验与当代中国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 生了变化，那么对当前的作家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而且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 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 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现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这样的概括，既有对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 ，也来自个人的切身经验。虽然我还经常回到农村的老家，但感觉却越来越陌生了，这不只是由于人事的代谢 一些老人去世了，一些孩子出生了，而是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 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
而我们要理解今天的农村，需要具备新的视野与知识，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 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等等，这 样的转变，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此急剧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让我们难以 理解与接受。譬如正在网上热议关于转基因主粮的话题，我们很难与传统的中国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我 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不仅中国城市，而且广大农村正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跨国公司，不 仅要将中国牢牢地固定在世界秩序的底层，而且要在生理基础上加以控制，跨国公司掌握的转基因食品，如果 真的引向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后来将是灾难性的不仅粮食的产量与种子由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从此丧失了粮食 安全；而且转基因食品对人身体的影响将是难以预测并不可逆转的，以中国人及其后代的命运投入这样的实 验，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中，所有实验的后果 ，必将都会由社会底层来承担，于是我们将会看到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境况：社会的等级区分，不仅是由政治 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取决于食物所决定的生理基础，即穷人只能吃或只能吃得起转基因食品，所以 他们所承担的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剥夺，而且是转基因所带来的变异与畸形的可能性，包括智力、身体与 生理等各个层面。如果这样下去，将会成为怎样一种人间景象呢？
在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飞速旋转的世界，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以前的常识都在动摇，这同 时也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升入天堂，被剥夺者堕入地狱。置身于这样的大时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而作为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我又能够做些什么？我想我只能站在底层一边，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 尽管这样的声音很微弱，或许也很刺耳，但这是我所能做的，我也只能这样去做。至今我仍忘不了小时候看电视剧 《水浒传》的情景，那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一幕，我看得入神，突然激动地跳了起来，冲着剧中的武松叫道：打 他，打他！后来我想，这是在一个孩子心中萌生的朴素的正义感，虽然我们时代的精神境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多元与相对主义，但我想这一点正义感是值得保留的，由此我们将对世间一切不平事都不会漠然 视之。
4、
如果乐观地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将会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中国史的角度来说，我们 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以来、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基本 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渡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再也不会有亡国灭种的 危险了，我们也正在恢复政治与文化上的自信，不会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或批判国民劣根性，我们会将传统 中国文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凝聚起来的新文化中的精华，贡献给世界，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与文明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五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但也带来了众 多问题，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都处于一种紧张而复杂的状态。如何解决这些社会与精神层 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提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需要我们汲取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冲破金钱与 资本的牢笼，为人类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中国青年付出了青春、热血与生命，才使一个老 大帝国凤凰涅槃，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 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去组织化的思潮，青年们也逐渐融入了世俗生活中，成为了科层体制与等级秩序中的新来者 ，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金钱崇拜与娱乐至死，也使很多青年陷入虚幻的享乐之中 ，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这个意义上的个人成功。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成为了一 种笼罩性的思想支配模式。只有打破这样的思想方式，认清自身所处的真实境况，将个人与时代、人民与世界 联系起来，青年们才能释放出本有的潜能，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性。
今天，在现实与理论层面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模式支配了大部分人的思考，那么现在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摆脱这一模式，开始了新的思考与新的实践。在这一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与 底层文学的崛起。
19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世界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拨。在1980年代的思 想视野中，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主潮，在文明与愚昧的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方，只能 与世界接轨，融入主流文明与世界秩序。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世界并不是 平的，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与控制的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等不同层级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是一个压迫式、掠夺式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国家 的富裕或文明，主要取决于它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与 第四世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显得文明，则主要来自它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势， 以及对话语媒介、话语规则和话语权的垄断。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只能处于底层，所以无论走向 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被世界接受的只能是廉价商品，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为全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打工。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必然的，从《中国可以说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 、奥运会前的抢夺圣火事件，以及《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不绝如缕， 及其高涨。虽然民族主义崛起中的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如忽略阶级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但这一思潮可以视为 中国重建主体性的一种努力。
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以及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世纪的新发展。30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从三农问 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的刮起，都在提醒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数精英还是要依靠大 多数底层民众，是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还是要贴近中国现实，是要走一条依附性的道路，还是要一个独 立、自主的中国？究竟如何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当 作滴漏效应的受益者，还是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 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底层文学的出现，则是中国在内部重建主 体性的一种表现。只有在底层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在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西方文 化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熔铸成一种既现代又有民族特色，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的新的中国文化， 而这不仅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也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思潮与底层文学的崛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 反思，也是对我们国内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召唤。作 为一个知识分子，置身于这样时代剧变的大潮中，我们应该推动这一反思更加深入与普及，并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偏 向保持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中尽到我们的责任。
在写作这篇文章期间，我又听到了那首熟悉的童谣《读书郎》，其中有两句歌词让我很受触动，一句是只怕先生 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另一句是只为做人要争气，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以前听时没有注意，但 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歌词大有深意，我们读书写作也好，做学问也好，应该对得起父母与乡村，而我们的 目的就是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不仅自己不做，也要让所有的人都不做，要彻底打破让人做牛羊的机制，而 不是让别人做自己的牛羊。只有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没有背叛读书的初衷，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那漫长而艰苦的 求学生活。
载《天涯》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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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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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 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 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 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 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 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 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 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 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 ，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 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 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 ，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 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 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 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 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 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 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 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 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到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 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 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 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 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 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 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 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 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 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 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 。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 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千块钱，而现在 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 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 ，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 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 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 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 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娇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 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 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 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北京大学30年来出身于农村的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 人不得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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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本身，是一个让我们在情感认同上逐渐离开乡村 、父母或底层的过程，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这也是一个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离开中国的过程。从新东方学校及 各种英语培训班的火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弥漫的一种情绪是离开中国，进入一个更中心的地区，即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无可非议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英语或者美国成为一种高 处，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奋斗理想只是弃国离乡，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时代症候的精神病象。同样在国内，为什么我 们的教育只是让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农村里，经常有这样的故事，父母好 不容易供养了一个孩子读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别的东西没有学会，首先学会的便是蔑视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的 父母是愚昧、落后、保守的老农民，是他们生活中的耻辱，或者摆脱不掉的尾巴，他们在城市里为人看不 起，因为是农民的子女，他们承受着这种歧视与侮辱，但认为是正常的，他们转嫁的方式只是更加歧视自己的 父母与乡村，为自己出身农村而感到羞耻，为能够进入城市而洋洋自得。所以农村里的父母常常会感叹，让一个孩 子读大学有什么好处，到了城里就看不起我们了？还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村里本来是很朴实本分的，到城市 里待了几年，却变得浮华或张牙舞爪起来，做人或做事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不靠谱儿，于是村里人会议论纷 纷，感觉这孩子学坏了，很是痛心。
这里当然也有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偏见与不理解，但如果我们凭心而论，城市文化自身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 而农村文化也有尚待认识的长处。将农村或农民视为没有文化，或者愚昧、保守、落后，只是一种启蒙主义的 视角，或者说是在一种文明与愚昧的思想框架下，将农民指认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这是一种典型的19 80年代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也认为中国是愚昧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而这种思维方式很值得 反思，说农村或农民没有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偏见的，他们所没有的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如果 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活观念或生活态度，那么他们无疑是有文化的，而且这种文化凝聚了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 积淀、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是扎根于乡土并融合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之中的，这种文化 不但塑造了他们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构造了乡村的文明秩序以及人际交往的模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文化， 只是由于不够尊重与了解，只是由于我们将目光只投向了中心，因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 的文化。
以我所学的文学为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这些外国又 仅限于欧美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限于现代派以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与竞相 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公共话题，似乎不谈他们就不先锋，或者就不是在谈文学。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借鉴国 外文学的长处，而是觉得这种风气、这种视野是十分功利的。外国文学并非不可以谈，但为什么我们视野中的外 国就只有那几个国家呢？这些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也拥有对学术话语、媒介与评价体 系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学就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否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眼光仅仅盯着 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视野中为什么没有非洲，为什么没有印度，为什么没有东欧国家，尤其是，为 什么没有俄罗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从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又对俄罗斯文学有什么了解 ？在我的视野中，除了社科院张捷的两本著作之外，很少可看到对当今俄罗斯文学状况与文学作品的介绍或分析。 我们不再关注俄罗斯文学，难道仅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文学眼 光也未免太势利了，以这样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很难想象会有大的出息。鲁迅当年译介域外文学，关注的是弱小 民族国家，因为在它们身上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我们自身的处境，从而谋求改变的途径。今天的情况仍是如此，但 我们却不愿正视，只盯着那些珠光闪闪的中心。其实在张捷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俄 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最为相似，自由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以及最近新现实主义的崛起，对文学 史与经典作家的重新评价，等等，大体脉络有相似之处，不同的只是苏联解体了，而我们没有被冲垮。如此相近的 社会与文学的道路或处境，我们正可以在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我们却轻轻地放过了。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名著，但是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 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他的文学游戏对 我来说毫无意义，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所受的文学教育，我想最初我所喜欢读的是《水浒传》与关于 农村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远离了这些作品，养成了另一种文学趣味，而当我再看关 于农村的作品时，总会觉得它们太土，太落后，而这个过程与我离开农村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这样一种建立在西 方文学阅读之上的修养，使我对中国的文学传统天然地有一种偏见或歧视，同时对文学纯粹性的专注，也 遮蔽了我文学以外的视野，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农村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也不怎么关心 作者为什么要创作，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 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发现让我警醒，也让我深思。由此我开始 反思自己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重新认识文学，正是从这里开始，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个人的现实与精神处境密切相关 ，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与问题出发去阅读、写作，也由此我认为文学必须与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从文学看世界或 者在世界中看文学，而不是将文学理解为一个内部循环的东西。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只有深深地切入现实之中 ，并从个人的体验中发掘出新鲜的因素，才能创造出最为独特的文学，而这不能不从对中国及底层的观察与思考开 始，不能不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我之所以关心底层文学，是与这样的思考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底层文 学正好构成了我关注的两个领域底层与文学的一个交集。
3、
我关注底层或底层文学，并不只是在关注底层，也是在关注我自己，在关注我的父母、兄弟和乡村，他们 的命运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我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我关注他们也就是在关注我自己。而在 今天，底层的处境尤为值得思考。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精英垄断。中国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或新阶 层）、学者，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或者所谓的铁三角，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层 面形成了一种垄断，不仅在现实中损害着其他阶层尤其是底层的利益，而且试图将他们的垄断永久持续下去， 这从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所产生的弊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这种垄断的局面下，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 的路必然会越走越窄。如今，不仅传统的底层工人、农民、打工者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而且中产阶级与 白领阶层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在分化与瓦解。最近出版的《蚁族》一书，描述了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 的生存状态，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大学生群体已经越来越沦为底层了，高等教育也不能改变底层青年的命运了 ，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出身，而不是知识，这是我们的社会从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 化，也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表现。如果底层青年被堵死了一切出路，完全丧失了希望与信心，那么我们的社会至 少是不安定的。
另一方面，就社会的主流意识来说，对个人奋斗、竞争、成功的神化，唤起了青年人对精英生活的幻 想，在他们的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而进入精英阶层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也不断 强化他们这一想象。但在现实中，能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总是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集团，也在压制准精英 。面对精英们织就的网络，青年人如果仍幻想靠个人奋斗和竞争去成功，则难免会有白日梦幻灭的时 候。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奋斗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个人奋斗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而无法改 变大多数人的命运，无法改变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命运；其次，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奋斗的起点是不公平、不 平等的，他们所可以凭借的社会资源也有着天渊之别，在这样的现实秩序中，即使一个底层青年去奋斗，其所 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再次，如果说在198090年代，尚有个人奋斗的空间，那么现在这一空间已 经越来越狭小了。我们必须抛弃个人奋斗的幻想，只有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在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中，才能更 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底层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关注底层与底 层青年的命运，因为底层的命运不仅只与底层相关，而且也与中国和世界相关，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 相关。
就我个人来说，置身于现实之中，精神上常会有迷惘与被撕裂之感。我在乡村生活了十八年，而在城市里也快到了 同样的年数。但是我既已无法回到故乡，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 了鲁迅的故乡经验与当代中国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 生了变化，那么对当前的作家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太快了，而且以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 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 出打工、土地撂荒等现象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这样的概括，既有对经典作品的重新阅读 ，也来自个人的切身经验。虽然我还经常回到农村的老家，但感觉却越来越陌生了，这不只是由于人事的代谢 一些老人去世了，一些孩子出生了，而是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 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
而我们要理解今天的农村，需要具备新的视野与知识，比如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粮食安全与耕地问题、 农业与农村的工厂化或空心化、转基因食品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带来的影响等等，这 样的转变，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此急剧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让我们难以 理解与接受。譬如正在网上热议关于转基因主粮的话题，我们很难与传统的中国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我 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不仅中国城市，而且广大农村正在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跨国公司，不 仅要将中国牢牢地固定在世界秩序的底层，而且要在生理基础上加以控制，跨国公司掌握的转基因食品，如果 真的引向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后来将是灾难性的不仅粮食的产量与种子由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从此丧失了粮食 安全；而且转基因食品对人身体的影响将是难以预测并不可逆转的，以中国人及其后代的命运投入这样的实 验，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中，所有实验的后果 ，必将都会由社会底层来承担，于是我们将会看到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境况：社会的等级区分，不仅是由政治 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取决于食物所决定的生理基础，即穷人只能吃或只能吃得起转基因食品，所以 他们所承担的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剥夺，而且是转基因所带来的变异与畸形的可能性，包括智力、身体与 生理等各个层面。如果这样下去，将会成为怎样一种人间景象呢？
在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飞速旋转的世界，很多以前想不到的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以前的常识都在动摇，这同 时也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升入天堂，被剥夺者堕入地狱。置身于这样的大时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而作为一个以文学为志业的人，我又能够做些什么？我想我只能站在底层一边，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 尽管这样的声音很微弱，或许也很刺耳，但这是我所能做的，我也只能这样去做。至今我仍忘不了小时候看电视剧 《水浒传》的情景，那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一幕，我看得入神，突然激动地跳了起来，冲着剧中的武松叫道：打 他，打他！后来我想，这是在一个孩子心中萌生的朴素的正义感，虽然我们时代的精神境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 多元与相对主义，但我想这一点正义感是值得保留的，由此我们将对世间一切不平事都不会漠然 视之。
4、
如果乐观地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将会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从中国史的角度来说，我们 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四运动以来、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基本 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奋斗，中国终于渡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再也不会有亡国灭种的 危险了，我们也正在恢复政治与文化上的自信，不会再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或批判国民劣根性，我们会将传统 中国文化与20世纪中国革命凝聚起来的新文化中的精华，贡献给世界，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与文明秩序。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五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现代化成就，但也带来了众 多问题，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都处于一种紧张而复杂的状态。如何解决这些社会与精神层 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提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需要我们汲取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而冲破金钱与 资本的牢笼，为人类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中国青年付出了青春、热血与生命，才使一个老 大帝国凤凰涅槃，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 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去组织化的思潮，青年们也逐渐融入了世俗生活中，成为了科层体制与等级秩序中的新来者 ，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金钱崇拜与娱乐至死，也使很多青年陷入虚幻的享乐之中 ，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这个意义上的个人成功。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新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成为了一 种笼罩性的思想支配模式。只有打破这样的思想方式，认清自身所处的真实境况，将个人与时代、人民与世界 联系起来，青年们才能释放出本有的潜能，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性。
今天，在现实与理论层面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如果说1980年代的思想模式支配了大部分人的思考，那么现在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摆脱这一模式，开始了新的思考与新的实践。在这一转型中，具有标志性的是民族主义思潮与 底层文学的崛起。
19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世界主义思潮的一个反拨。在1980年代的思 想视野中，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主潮，在文明与愚昧的理论框架下，中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方，只能 与世界接轨，融入主流文明与世界秩序。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世界并不是 平的，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与控制的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等不同层级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是一个压迫式、掠夺式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国家 的富裕或文明，主要取决于它在这一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与 第四世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显得文明，则主要来自它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势， 以及对话语媒介、话语规则和话语权的垄断。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只能处于底层，所以无论走向 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被世界接受的只能是廉价商品，只能以打工者的身份为全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打工。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必然的，从《中国可以说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 、奥运会前的抢夺圣火事件，以及《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不绝如缕， 及其高涨。虽然民族主义崛起中的一些问题值得讨论（如忽略阶级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但这一思潮可以视为 中国重建主体性的一种努力。
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以及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世纪的新发展。30 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从三农问 题的提出，到郎咸平旋风的刮起，都在提醒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是要依靠少数精英还是要依靠大 多数底层民众，是要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还是要贴近中国现实，是要走一条依附性的道路，还是要一个独 立、自主的中国？究竟如何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包袱甩掉，或者只当 作滴漏效应的受益者，还是将之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体现在现实政策的变化 与调整中，而这则为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底层文学的出现，则是中国在内部重建主 体性的一种表现。只有在底层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在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西方文 化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熔铸成一种既现代又有民族特色，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的新的中国文化， 而这不仅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也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思潮与底层文学的崛起，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 反思，也是对我们国内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召唤。作 为一个知识分子，置身于这样时代剧变的大潮中，我们应该推动这一反思更加深入与普及，并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偏 向保持分析与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与现实中尽到我们的责任。
在写作这篇文章期间，我又听到了那首熟悉的童谣《读书郎》，其中有两句歌词让我很受触动，一句是只怕先生 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另一句是只为做人要争气，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以前听时没有注意，但 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歌词大有深意，我们读书写作也好，做学问也好，应该对得起父母与乡村，而我们的 目的就是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不仅自己不做，也要让所有的人都不做，要彻底打破让人做牛羊的机制，而 不是让别人做自己的牛羊。只有这样，或许才可以说没有背叛读书的初衷，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那漫长而艰苦的 求学生活。
载《天涯》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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