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arstar
13th July 2009, 11:23
程巍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正日益引起文化政治学家和文 化批评家的重视，而且在一些个案分析上获得了非 常具有启发性的运用，例如俄罗斯政治学家谢卡拉－穆扎尔在分析苏联的垮台原因时，就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 权理论作为核心的分析方法，认为西方的文化入 侵一点点地改变了苏联人对苏联价值的认同，瓦解了苏联人的集体意志，从而为和平过渡创造了条件。穆扎尔 将这一分子般入侵的过程称为意识操纵（见其 2000年出版的《论意识操纵》，莫斯科算法出版社，中文版于200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论意识操纵》中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 发挥：按照葛兰西的理论，领导权的建立和破坏 是个分子过程。它不像阶级力量冲突那样展现（葛兰西否认这种机械论的类比，而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充满 这种类比），而是看不见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每 个人意识中的观点和意向。领导权依靠社会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 和，包括大量的象征、传统和成见、许多世纪的知 识和经验。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志。破坏这一文化核心 ，并毁掉这个集体意志，便出现了革命的条件。创 造这种条件，便是对文化核心的分子式的侵略。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但当1928年葛兰西被法西斯投进了监狱、开始其漫 长的狱中生涯时，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认 为，在现代国家暴力机器已强大到足以轻而易举粉碎任何一场革命的时代，革命除了给革命者带来死亡和监禁外， 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不过，葛兰西并不是以消 极主义或失败主义来结束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思考的，他随即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 化领导权，来瘫痪资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最 终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大权创造历史条件。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于两个方面，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即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 导权。但统治（政治霸权）和精神与道 德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可能不同步，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另一 方面，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 获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洞开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 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 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也才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本来需 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才能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述，提出这种历史可能性，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上层建筑与经 济基础处于不同步的状态，此时经济基础就要求与 之适应的上层建筑。就上层建筑而言，某些部门（例如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一定和整个上层建筑合拍，例如 资产阶级时代仍可以把古希腊艺术作为自己的精神 财富。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就已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葛兰西 写道，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它就成了统治者， 但即使它已牢牢控制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从温和派的政策可以清楚看出，甚至在获取政权以前，就能够 也必须存在霸权活动，而人们不该仅仅以政权赋予 的物质力量来实施有效的领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出色解决，才能以没有革命的革命或消极革命的方 式使第一次复兴成为可能温和派到底以什么形 式，采取了何种方式，成功地建立起了其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霸权机构？是那些可以称之为自由的形式和 方式换言之，是通过个人的、分子的和 私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某个在有组织的实际行动之前就已根据计划制订好的党的行动方 案）。
个人的、分子的和私人的这是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形式，因为任何借助政权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文化渗 透，都建立于强制性的灌输上，而不是劝说和感 动。此外，当一种文化还尚未获得政权的物质力量的保护前，它也不可能借助于政权的物质力量，而必须依靠自身 的说服力和感动力。这是一个分子过程，以神不知 鬼不觉的方式渗透到敌对文化之中，逐渐腐蚀其文化核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一点与后来的那些解构主义者（例如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 义德）的策略颇为相似。但后者更着重于在一种占 统治地位的文化内部寻找对它不利的东西，从而使其从内部坍塌，而前者是通过分子入侵来腐蚀其核心，从而 使其在外部压力下坍塌。
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霸权的预备。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都是一场漫长的分子入侵 过程，它借助巨大数量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 章、不断重复的谈话和争论以及存在于其庞大的总和中的长期努力，产生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的集体意志，而 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出现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协调 一致并同时发生的行为（穆尔扎语）。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正日益引起文化政治学家和文 化批评家的重视，而且在一些个案分析上获得了非 常具有启发性的运用，例如俄罗斯政治学家谢卡拉－穆扎尔在分析苏联的垮台原因时，就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 权理论作为核心的分析方法，认为西方的文化入 侵一点点地改变了苏联人对苏联价值的认同，瓦解了苏联人的集体意志，从而为和平过渡创造了条件。穆扎尔 将这一分子般入侵的过程称为意识操纵（见其 2000年出版的《论意识操纵》，莫斯科算法出版社，中文版于200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论意识操纵》中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言简意赅地表述出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 发挥：按照葛兰西的理论，领导权的建立和破坏 是个分子过程。它不像阶级力量冲突那样展现（葛兰西否认这种机械论的类比，而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充满 这种类比），而是看不见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每 个人意识中的观点和意向。领导权依靠社会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包括对世界和人、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总 和，包括大量的象征、传统和成见、许多世纪的知 识和经验。只要这个核心是稳定的，社会上就有旨在保存现有秩序的稳固的集体意志。破坏这一文化核心 ，并毁掉这个集体意志，便出现了革命的条件。创 造这种条件，便是对文化核心的分子式的侵略。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但当1928年葛兰西被法西斯投进了监狱、开始其漫 长的狱中生涯时，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认 为，在现代国家暴力机器已强大到足以轻而易举粉碎任何一场革命的时代，革命除了给革命者带来死亡和监禁外， 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不过，葛兰西并不是以消 极主义或失败主义来结束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思考的，他随即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 化领导权，来瘫痪资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最 终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治大权创造历史条件。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于两个方面，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即统治和精神与道德的领 导权。但统治（政治霸权）和精神与道 德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可能不同步，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另一 方面，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 获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洞开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 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 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也才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本来需 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才能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阐述，提出这种历史可能性，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上层建筑与经 济基础处于不同步的状态，此时经济基础就要求与 之适应的上层建筑。就上层建筑而言，某些部门（例如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一定和整个上层建筑合拍，例如 资产阶级时代仍可以把古希腊艺术作为自己的精神 财富。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就已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葛兰西 写道，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它就成了统治者， 但即使它已牢牢控制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从温和派的政策可以清楚看出，甚至在获取政权以前，就能够 也必须存在霸权活动，而人们不该仅仅以政权赋予 的物质力量来实施有效的领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出色解决，才能以没有革命的革命或消极革命的方 式使第一次复兴成为可能温和派到底以什么形 式，采取了何种方式，成功地建立起了其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霸权机构？是那些可以称之为自由的形式和 方式换言之，是通过个人的、分子的和 私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某个在有组织的实际行动之前就已根据计划制订好的党的行动方 案）。
个人的、分子的和私人的这是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形式，因为任何借助政权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文化渗 透，都建立于强制性的灌输上，而不是劝说和感 动。此外，当一种文化还尚未获得政权的物质力量的保护前，它也不可能借助于政权的物质力量，而必须依靠自身 的说服力和感动力。这是一个分子过程，以神不知 鬼不觉的方式渗透到敌对文化之中，逐渐腐蚀其文化核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这一点与后来的那些解构主义者（例如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 义德）的策略颇为相似。但后者更着重于在一种占 统治地位的文化内部寻找对它不利的东西，从而使其从内部坍塌，而前者是通过分子入侵来腐蚀其核心，从而 使其在外部压力下坍塌。
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霸权的预备。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都是一场漫长的分子入侵 过程，它借助巨大数量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 章、不断重复的谈话和争论以及存在于其庞大的总和中的长期努力，产生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的集体意志，而 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出现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协调 一致并同时发生的行为（穆尔扎语）。